后危机时代的新疆奶业

新疆是我国奶业优势区域和牛奶主产区之一。进入21世纪后,新疆奶业实现了连续7年的较快发展。但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新疆广大奶农和乳品企业生产一度面临较大困难,奶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文章在回顾“三聚氰胺事件”对新疆奶农、企业、消费者和政府造成的影响和奶业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分析奶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疆奶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努力打造新疆奶业新品牌

一、找准市场定位新疆新欧奶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新疆唯一一家欧盟受援企业,被自治区16个厅局评为“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首批重点龙头企业”和“自治区民营科技企业”。公司前身是原昌吉市乳品厂。1998年,乳品厂进行改制。当年改制,当年清偿原乳品厂历年拖欠奶农奶款,当年恢复生产。2000年初争取到欧盟援助中国奶类二期项目后,并于当年8月份就开始建设,仅用三个月建成投产,日产拥有三条生产线,形式了日产60吨牛奶制品的生产能力。同时,配套完成了化验室、农村奶站和水、电、汽等配套设备设施。欧盟专家先后几次亲临我公司进行新产品研发、新工艺研…     

对“交叉持股、资本融合”作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理论、实践与方法论检验——基于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辨析

交叉持股、资本融合是企业微观层面的资本组织形式和市场行为，与其他所有资本组织形式一样具有可变性、博弈性、阶段性等本质特征，将其作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国家宏观制度下经济成分安排的主要实现形式，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存在严重的逻辑性问题；而“非市场性交叉持股”更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一般企业管理原则。从方法论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角度剖析，“非市场性交叉持股”在“交叉持股”这一资本组织形式与企业“资本功能放大、保值增值、竞争力提高”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因果关系；当“非市场性交叉持股”同时具有政府行为必然性、国企针对性和私有资本“好处”性本质特征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便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行为，最终结果只能是对国有资产、资本、资源及其所赋有的权利、利益的政治经济性再分配。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是将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各种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与创新进行了制度经济学的阐释,并进而说明政府在今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创新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的基本取向。     

农业组织制度创新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选择

本文运用制度创新理论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结构选择的原则和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制度变迁成本分析 ,提出在坚持“三个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通过市场化、产业化制度创新 ,对家庭经营组织模式进行改造 ,选择适合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     

“三鹿奶粉事件”反思：基于中美乳业产业链结构比较视角

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有食品安全检测和防范不力方面的原因,但根源在于我国乳制品企业在原奶．收购环节长期过分压榨奶农致使产业链备环节利益的分配失衡。乳制品企业制定原奶采购价格,通过奶站实施,奶农无议价能力,只能勉强维持生产,原奶质量无法提高,进而导致乳制品企业产品竞争力不强,反过来又进一步压低原奶收购价。在这种以邻为壑的循环博弈中,政府监管稍有不力,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反观美回乳业,奶牛规模化养殖,原奶通过合作组织销售,政府对原奶实行价格保护政策,以此保证了奶农能获得稳定的收益,促进了行业健康发展。同时保障了食品安全。我们建议,推动产业资本进入原奶生产环节实现奶牛规模化养殖,完善乳品企业与奶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原奶生产环节实行价格支持政策。     

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以微观经济组织及其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为依托 ,而实现这种依托的一个有效载体 ,就是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坚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 ,必须坚持“民办、民管、民享”的原则 ,必须加强政府的指导扶持力度 ,逐步引导其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论现代合作社组织运作的法律机制——我国现代合作社的重塑

合作社是弱势经营者为改善自身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状况,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自愿联合经营的社团法人。其特征是在保留社员独立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社的联合经营增强社员独立经营的能力,从而构成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欧洲传统的合作社因存在内在制度的缺陷而缺乏效率,从而引发美国新一代合作社在实用主义“进化论”的指导下进行制度创新。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借鉴西方先进的合作理论并与我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制度创新,依法规范运作,才能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     

论现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以行政职能转变和媒体企业假设为前提

在媒体产业化经营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政府职能和运行方式的转变对促进媒体产业化经营意义重大;同时正确认识媒体属性和运营规律,也是我国政府深化传媒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本文从分析新时期政府和媒体的性质、地位入手,提出变革中的政府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能仍需加强与媒体的联系和对媒体的管理,而媒体也能够以企业组织形态经营,以利于产业化发展和全面实现其政治、社会功能.在上述前提下,文章从改革中的角色、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微观经济运行等四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当前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粮食产量波动和粮食流通体制变迁：1953-1985

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不同体制下粮食生产的效率有很大差别。互助组和初级社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的要求,有利于粮食产量的增加;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食生产长期徘徊在低水平阶段;家庭联产承包制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粮食产量得到迅速提高,基本解决了粮食短缺。农村微观经济体制和粮食生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粮食流通制度的变迁。合作社体制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提供了组织保障,人民公社体制强化了统购统销制度的持续运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对统购统销起了制度催化作用。     

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政府购买服务下的合同制治理是社会服务供给治理的核心内容。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十余年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对合同制治理中涉及的科层约制与横向合作的互动进行深度讨论,解释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以社工站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变迁。合同制治理嵌入我国原有的治理体系中,从合同主体设定到服务项目发包、执行与评估,不断与原有的科层体系相调适,力图整合社区资源,激发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我国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创建。合同制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治理机制。     

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其分化为一系列的产业是发展农业的关键。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最有效的组织载体。而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发展我国的合作经济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社区合作、专业合作及类似日本“农协”的综合性合作社。     

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

文章意在对企业制度变迁与政府制度供给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文中首先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的诱因以及不同制度变迁方式下的政府制度供给问题 ;其次结合实际分析了目前我国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之间的非均衡 ,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提出了建议。     

员工持股制度探源——从晋商票号的身股制说起

中国古代的商人,虽地位卑微,却在赚取利润、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开创了近乎完美的运作方式,其中有些制度今天仍在广泛使用,比如类似股份制、集团经营、连锁经营等。他们虽然缺少现代经营学说的理论指导,但却丝毫不能掩盖智慧的光芒。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山西票号中广泛采用的“顶身股”制度,这与现代员工持股制度异曲同工。当前,我国的企业发展中激励需求与现有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一方面企业在发展中人才需求受到制约,另一方面,相当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如何协调两者,是企业发展不容忽视的难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票号中“身股制”——这一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企业制度。     

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新思考与新探索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现“统分结合”的理性回归,既需要认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层面存在的必要性,也需要从理论上阐明实行“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实质,并基于此理论联系实际思考“谁能统”、“如何统”等实践中亟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统”必须符合“两个坚持”的要求,即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坚持农户的家庭承包制,合作社则是符合新型“统”的要求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合作社应当如何建？实践中的塘约模式、南猛模式与小岗模式给出了不同的思路：塘约村的探索是“村社合一”,南猛村的探索则是集体入股合作社,而小岗村正在进行村民小组创办合作社的试点。本文从制度结构、主体关系和利益机制三个方面,基于三者的探索进行思考和比较。     

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阻滞及其制度改造

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龙头企业规模小、粗加工多、档次低、牵动力弱;二是产业基地规模偏小,优势偏弱;三是农业产业化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四是组织化程度不高,服务体系不健全;五是政府的工作方式还不能完全适应农业产业化的要求,所有这些问题,集中一点就是中国还没有形成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制度措施和组织保障。因此,完善政府组织方式,改造龙头企业制度,理顺农户组织体系,革新产业化经营的利益联结机制成为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企业竞争力演化的动力机制及路径分析

受到竞争环境动态性和经济主体有限理性的影响,企业竞争力体现为一个过程性范畴,是其在市场环境中通过“惯例、搜寻和选择”等几个阶段进行演化变迁的动态过程.竞争力演化的外部动力机制与内部动力机制之间体现为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内、外部动力机制的协调作用下,企业竞争力的演化路径体现为“突破惯例——搜寻优势——重新选择”这三个动态变迁的阶段.我国企业应该进一步突破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遵循企业竞争力演化的科学路径,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培育并保持企业动态竞争优势.     

制度环境、区域“攀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

制度环境变迁除了直接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外,还可能会通过区域“攀比”效应来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其路径机制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效应与偏向效应。基于2005—2019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区域“攀比”在制度环境变迁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单门槛效应,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规律。区域政府应深化区域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环境变迁效能,同时激发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正向中介效应,促使三者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区域政府应深入研判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开展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另一方面,遵循共商共建原则,强化区域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力度,打造形成具备国际化竞争力的开放型创新体系,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驱动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