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主义研究

本文以民事诉讼的本案审理为中心,研究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原则。辩论主义是规定当事人有责任和权能收集诉讼资料的一项原则,辩论主义不等于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只是当事人主义的一个环节。     

论辩论主义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确立

司法实践中,辩论主义限定了法院审理和裁判的范围,强化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针对性,于个案而言,提高了诉讼效率。但是,彻底的辩论主义容易造成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诉讼方向的偏差,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加之以我国没有律师代理的强制制度,法官释明权制度也还很不完善,这对于辩论主义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完整确立形成了障碍。在辩论主义的确立中,律师代理强制主义的确立和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完善必不可少。     

论我国民事诉讼辩论主义原则的确立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及诉讼理论对辩论原则的内涵的界定存在缺陷 ,应当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辩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相对立的 ,是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核心 ,体现了民事诉讼的本质。确认辩论主义原则 ,是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 ,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体制运行的普遍规律 ,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辩论主义的原则具有必要性     

走向动态: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

民诉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是指当事人应当就其主张进行详细表明,其主体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以及第三人,客体是当事人的事实陈述。应负主张责任一方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程度应依保障辩论主义实现的目的而定,而相对方的具体化义务程度主要根据应负主张责任一方主张的具体化程度确定。具体化义务可能因为证明责任减轻或事案解明义务得以减轻。具体化义务与修正辩论主义下的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法官的阐明义务以及权利保障均有密切关联。我国民诉立法关于当事人主张或抗辩的规定不仅粗疏,而且存在重实体轻程序、违反诉讼认识过程性的缺陷。为此,法官应当灵活运用法解释论,并妥适行使阐明权,敦促当事人及时提出主张。     

法官阐明界限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法官阐明的目的决定阐明适用的范围。以发现真实为目的,法官阐明可以仅适用于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领域;以防止诉讼突袭为目的,则将法官阐明扩张至职权探知领域。在兼顾两个目的的前提下,法官的阐明可以分解为辩论主义领域的阐明、处分权领域的阐明、职权探知领域的阐明和法律观点的阐明。法官阐明的界限不可能由立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只能倚重判例的不断累积呈现出一个依稀可见的大致轮廓。     

辩论主义条件下当事人和法官的角色分配

在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中,通过对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分配来实现理想的＂等腰三角形＂的模式,是正当程序的应有之意。一个民事诉讼的程序通常是由实体形成面和程序推进面两个层次来构成的,从实体形成面上来看,当事人负责案件事实的确定和信息资料的提供,并在最后受既判力的约束和制约;从程序推进面上来看,法院作为诉讼的指挥者在案件的进行当中还要承担案件的阐明义务。从当事人和法官的关系上来看,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构成对法官的约束,同时法官的诉讼行为也指导着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使。     

论协同主义视野下的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

基于协同主义的理念,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应当负担事案解明义务,即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促进诉讼进程,当事人应当陈述相关事实、提交相关证据。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原则性规定,而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应当承担的义务,法官对于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行为应当酌情给予制裁。我国民事诉讼引入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可能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障碍,但由于协同主义理念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生存的土壤,故旨在实现当事人之间实质平等的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也就有了探讨的必要。     

阐明权概念与范围新解

阐明权制度是一种部分权利与部分义务相结合的制度,它的范围是法定性与个案动态性的结合。从其制度构成来看,英美法系没有阐明权制度,它是只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特有的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缺陷及其完善

辩论主义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 ,也是我国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我国的辩论原则与真正的辩论主义原则尚有很大的距离 :程序的独立价值被否定 ,程序公正不能实现。这需要从加快立法进程和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科学论:从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

人类主义的"科学论"以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为出发点,走向了方法论上的两种人类主义——逻辑经验论的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与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二者两极相通,陷入反映论意义上的表象主义困境。科学实践哲学中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消除了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在方法论上实现了自然与社会的对称,由此走向了实践建构意义上的生成论,它使科学论不仅摆脱了表象主义的困境,而且还展现出一种新的科学观——生成本体论。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探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旨在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惠民制度,它的提出和试点,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但是该制度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筹资成本高、农民参合积极性低、医疗服务能力较差、缺乏法律保障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采取建立科学合理的筹资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服务设施建设及加快立法等措施来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并推进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渊源、流变与当代发展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具有传统特色的制度,曾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称赞。在我国历史上,医疗互助共济源远流长;现代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于抗日根据地时期,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冒进式发展主要是毛泽东的魅力型权威推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党中央为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而构建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发展演进的历程表明,制度变迁必须超越"构建"与"演化"的分离,坚持理性构建与延续传统相统一的原则。     

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以安徽省宣州区为例

自2005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安徽省宣州区实行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有效地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逐步建立起农村居民健康保障机制,得到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新农合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制度性缺陷、法律法规缺失、工作经验缺乏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对策有：国家地方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实行管办分离、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等。     

从边缘政治体系向中心政治体系之演进--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这一认识主体对近代中国社会客观环境、各阶级关系变动情况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活动等认识客体能动反映和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二者互动的结果.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构建经由了从边缘政治体系的建立、拓展,再到中心政治体系的最终确立之演进历程.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石--股份合作制

当前农村经济工作的最大问题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5年以后由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土地承包关系不断受到诘难.笔者以为作为管理制度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病,必须改革,但是已在农村深入人心的土地承包关系则不能动摇,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必然选择是建立股份合作制.     

从合作原则看英语中的委婉语

委婉语是人类使用语言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谈论那些令人不快或尴尬的事情时所使用的较为礼貌的说法。它不仅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委婉语在英语中应用比较广泛,所以了解英语委婉语的构成原则和交际功能对于我们学好英语,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有很大的帮助,对外语教学、翻译和其它应用语言学科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西部新农合筹资适度性分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实现这项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既是一项政治任务,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活动。本文结合我国西部地区近几年新农合的运行情况对筹资的适度性进行分析并提出意见建议,以实现这项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性、效率性与盈利性——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主体创新

盈利性的商业保险为公共性的新农合提供管理服务是社会保障效率性原则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保障私有化向医疗保险领域的延伸。而且,根据Markowitz的E-V(均值-方差)模型,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表面看来是赔本赚吆喝,实际上优化了投资组合,提高了获利机会,是理性的投资决策。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研究

文章运用公共管理学与保险学、投资学等相关理论，对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后，保险公司“盈利性”与社会保险“公共性”的矛盾，以及保险公司“赔本赚吆喝”行为的合理性作了解读。认为新农合中保险公司介入提供管理服务的行为与国际上养老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动因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效率。而且，利用Markowitz的E—V（均值-方差）模型分析表明，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优化了投资组合，提高了获利机会，是理性的投资决策。     

完善山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对策建议——以山西省太谷县为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07年在山西省太谷县实施以来,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宣传力度不够、医药价格偏高、用药目录狭窄、报销比例偏低、报销程序复杂、报销不及时、服务态度不尽如人意等。为此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如：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责任、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等,以促进山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