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窗赠施枢词编年补证

文章对前贤的考证成果进行了辨析,进一步推定梦窗赠施枢三首词的写作时地。三词皆写于苏州仓幕期间:《木兰花慢.施芸隐随绣节过浙东》写于端平三年(1236),但施氏未入浙东提刑司曹豳幕中。《扫花游.赠芸隐》写于嘉熙元年(1237),或为行役杭州时。《八声甘州.姑苏台》写于淳祐三年(1243),是借古迹抒写今志的词作。     

“亡(彳)”非“无吝”说

殷墟卜 辞命辞中的“亡(彳)”一词,丁山先生释读为“无尤”.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并无异议.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新说,认为“(彳)”字应该是“拇”字的表意初文；又据声韵将其读作“吝”,“亡(彳)”就是《周易》、《归藏》等卜筮类文献的“无吝”.这个词汇在殷墟卜辞中出现频率很高,且与卜辞释读关系甚大,因此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分析该字字形以及“无吝”一词产生年代,此新说不能成立,丁山先生将“亡(彳)”释读为“无尤”应是可信的.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梦窗苏州仓幕交游考辨二题

通过考察吴梦窗在苏州仓幕期间与方万里、魏廷玉二人的交游及相关事迹，结合宋朝职官制度，补苴了前贤时彦的考证遗阙，纠正了一些误笺之处，为梦窗与二人交游词作的准确笺释和编年提供了帮助。     

论敦煌佛教亡文审美内涵的多元化

敦煌遗书里保留了大量的用于忌辰设斋时念诵的佛教亡文。敦煌亡文将佛教义理与世俗民众心理需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以济度为功能导向的审美体系。这一体系是以佛教空观之美为基础、以净土理想之美为指向、以供养之美为手段、以伦理之美为辅助的佛教应用美学观念之集合。敦煌佛教亡文审美内涵的多元化,充分表明了佛教美学世俗化发展的趋势和进程。     

《为狱等状四种》中的“吏议”与“邦亡”

整理者认为《为狱等状四种》中“吏议”的主体为县吏,然县吏似无权参与案件的审判,而直接听命于郡守的都吏是有断狱和向廷尉奏谳的权力的,故“吏议”之主体当为都吏。一般认为“邦亡”指逃出国境,然从《癸、琐相移谋购案》可知秦人逃亡到南郡被定为“邦亡”罪,而案发时南郡早已划入秦版图之中,故知“邦亡”当为逃离秦故地,而非逃离国境。“邦亡”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秦国特有的称谓,秦统一后该词未见于文献之中。     

秦朝速亡的历史启示

本文主要探讨了秦朝速亡的原因;失"度"导致亡国,强调执政者应以亡秦为鉴,认识"度"的重要性,重视"度" 的制约作用,制订方针、政策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确保国泰民安、长盛不衰。     

束皙《补亡诗》考论

《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作实为“有声无辞”之作,束皙为其所作的《补亡诗》在句式和语言上都更趋近《诗经.小雅》的特色。束皙将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中,诗作看似拟古,实为写今,从而深化了诗的主旨。诗作中蕴涵的贴近百姓的深切感情与其赋作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本思想。     

吴梦窗苏州仓幕时期淮安词考辨

吴梦窗词集中共有四首与淮安相关的词作。词作显示梦窗在临安府尹袁韶幕中初游淮地,再游淮地则在任职苏州仓幕时期;其中有三首淮安词忆及一位扬州＂楚伎＂。因为淮安是南宋始置,地名及地域沿革都曾发生过重大变化的特殊地区,据此可以定位四首游淮或忆淮词作的大致时间。     

揭示国民性的冷漠与隔阂——《伤逝》主旨的另一解读

沿着《伤逝》中不同的视点细读作品,可以看到涓生与子君存在着深深的隔膜。他们的爱情悲剧,主要是由这种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国民性弱点造成的。《伤逝》的主旨可以解读为揭示国民性的冷漠与隔阂。     

吴梦窗重午系列词及楚伎新说

文章通过吴梦窗五首重午词以及相关词作,考定出梦窗约在嘉定十五年（1222）前后,即青少年壮游期间曾至淮安,途中滞留扬州,与一位歌妓相恋并最终天涯揆离。回忆这位扬州歌妓亦即楚伎,构成了梦窗此类词作中重午情结与年少情怀的双重色调。     

《先贤行状》考证

本文通过对古籍的爬疏整理 ,力求再现《先贤行状》原书风貌 ,并以此探求行状文体在萌芽阶段的最初面貌。     

论《浮生六记》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

本文通过透视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探究了构成《浮生六记》夫妇之爱近代色彩的文化因子。苏杭一带才女辈出的人文环境,使他们的爱情萌发于沈复对陈芸才性韵致的倾慕,与任由父母之命捏合的封建婚姻不同。陈芸对性灵派理念的文化认同,使这对夫妇的生活情趣和处世态度非常契合,日常生活的夫妇之爱和精神层面的知己之爱在他们艺术化的婚姻生活中融合为一,以此是书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     

《圆圆曲》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吴伟业的《圆圆曲》是一曲前所未有的爱情赞歌，也是一曲人生的悲歌。它既写 了吴三桂与陈圆圆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也表现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从诗中的吴三桂身上， 显示了个人在环境逼拶下的痛苦。把环境对个人的压迫力量写得沉重而不可抗拒是从吴伟业开 始的，这也是《圆圆曲》能打动人的原因所在。     

吴宓与郁达夫爱情遭际之比较

吴宓和郁达夫都是20世纪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曾狂热地追求美丽的爱情。比较吴宓与郁迭夫的爱情遭际,可以看到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禁锢与扼杀造成了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缺陷。如何走出世俗伦理的禁锢迈向自我解放的道路,构建自由的个性和追求幸福的爱情,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与思考价值。     

论晏几道、吴文英、姜夔的情词三部曲

晏几道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艳情词的抒情旧套,在大量词作中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倾吐对女性的真挚情意,其情词呈现为三个分主题:深情缱绻,获取高峰体验;无奈分离,吞咽“情殇”苦水;痴心无悔,执着于真情挚爱。这三个分主题同样贯穿于吴文英和姜夔的情词中,宋词史上形成了男性情词的三座高峰。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新论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是高启生平事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未有定论。经过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取得以下结论:高启此行乃是去参加至正十九年在杭州举行的科举考试。弄清高启吴越之游目的,对研究其生平思想、政治态度至关重要。     

刘备在白帝城论析

本文梳理出刘备在白帝城十个月的所作所为,揭示其所思所想,探讨了刘备人生的最后时段和托孤的心态、环境。从刘备在白帝城的十项措施可以看出,他在思索战败原因,主动承担战败责任;期盼安宁,纠正失误,结束了蜀、吴交战状态;思念妻室,眷恋子女;安排人事,诏敕后主,临终托孤,以保住基业。本文还对伐吴及其失败的原因、刘备的托孤是英明人主的明智抉择进行了论证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