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禁野史浅析

由于宋初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宋人好做野史。到了两宋之际,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野史的创作达到高峰。秦桧第二次为相后,出于维护投降路线、打压政敌等目的,在高宗的支持下,全面展开禁野史的运动。然而,此次禁野史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都是不彻底的。     

柳词与全真道士词

柳永,一志情种也。不论其人或其词,仁宗等所谓“务本向道”的皇帝深斥之,苏东坡李清照等高雅之士亦力排之,宋人词话、野史轶闻多所札记。但是,在宋金二代却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①“元代传奇家所当奉为鼻祖”②令人吃惊的是全真教道士也喜欢诵柳词。“柳词”在宋金元     

论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

明朝当代史的史学生态平衡,主要是国史与野史之间的平衡,但由于作为国史的《明实录》秘藏宫禁,使依据实录史料修纂可信史书成为不可能,从而导致民间野史的狂生疯长．使史学生态严重失衡。及至后期《明实录》被传抄出宫,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野史的蔓延。但由于后期的实录或流传较少,或未及修纂,使有关晚明和南明的野史又开始滋生。本文试图从一新视角探讨明代“野史之盛”局面形成的原因、史学生态问题及其影响。     

说野史

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史事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在发展过程中,正史的内涵趋于稳定,野史的内涵愈来愈宽。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继承的观点,是对待野史以及野史与正史关系的正确态度。野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活泼了历史编撰的形式。     

“宋人选宋诗”与宋诗体派

"唐人选唐诗"早已妇孺皆知,学界也有颇多研究。但"宋人选宋诗"则罕有人知,对其相关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则更少。本文提出"宋人选宋诗"之说,并对各种重要的"宋人选宋诗"与宋诗各体派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研究。"宋人选宋诗"是宋诗"体"与"派"凝定后的必然结果,同时"宋人选宋诗"也促进了宋诗"体"与"派"的形成发展并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二者具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

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对于研究宋夏关系有重要价值,但绝大多数都亡佚了,王应麟在《玉 海》中对此类文献有集中总结,个别宋人的传记资料中也有记载。     

论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以《莺莺传》为中心

《莺莺传》中所体现出的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宋代的众多小说类书、选集对保存唐代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对传奇作者、本事、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考据较有参考价值;宋人对唐传奇名篇多有题咏,对其审美和情感意蕴有所阐发,更大量采用其中典故,促进了传奇名篇的广泛流传;宋人的文言小说创作,常常去模仿唐传奇的名篇佳作,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从中取材。     

宋代笔记中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考探

文章以宋代笔记为范畴,探讨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认为唐人及其诗歌对宋人的影响深刻,宋人具有普遍的无意识崇唐倾向,对唐诗多持肯定态度。但宋人对唐诗的接受亦有保留的一面,往往根据宋人的＂尚理＂思想,对唐诗加以批驳。     

20世纪以来宋人笔记研究述论

20世纪以来的宋人笔记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不受重视到受重视,从少数知名学者为主到众多学者和出版机构争相介入,从选题的无序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过程,并出现了<梦溪笔谈校证>、<历代笔记概述>等一批颇具典范意义的研究成果,令人欣喜.但在整理的数量、质量以及检索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还远不能满足唐宋文史研究的需要.加大整理和研究宋人笔记的力度,编撰<宋人笔记类编>,建设更加完整的宋人笔记数据库,加强宋人笔记研究的理论建构等,是宋人笔记研究的必然出路.     

“野史”特征漫议

野史是民间史学文化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史学文化现象。其特征有丰富性、实录性、轶事性、笔记性。并就这种文化现象，呼吁建立一门野史学科。     

《王魁负桂英》故事在宋代的变迁及其政治道德意涵

《王魁负桂英》的故事在宋人笔下多有记载,但前后有所变迁,从张师正《括异志》到刘斧《摭遗》,王魁由一个精神染疾之人变成一个负心汉,最终因桂英的鬼魂报复而发疯致死.其他宋人笔记与宋人南戏基本遵循着后者的故事脉络,对负心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宋人的态度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果报观念和对卑微女性的同情,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故事中的王魁...     

关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些意见

明末农民革命史是我国历代阶级斗争史中最受歪曲涂饰的一页,既有清朝统治者的恣意窜改,又有野史作者的信口雌黄,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忠实。所谓“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实际上多是辗转抄袭,舛错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古突厥先祖传说考

古突厥先祖传说考芮传明公元６世纪中叶，古突厥人（１）兴起于阿尔泰山南麓，并且旋即向四方扩张，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汗国。有关他们在长达二百年的时期内，种种兴衰、存亡，以及统一、分裂等等状况，基本上都见于汉文的“正史”之中。然而，某些“野史的...     

两本文学史和两种文学史观--兼谈文学史"个人写作"的文体构想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理论,比较了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和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指出它们分别继承了《史记》的“历史的文本化”(为野史所继)和“文本的历史化”(为正史所承),其背后分别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和传统历史观。文章还以钱著《1948天地玄黄》为范例,撷取新历史主义的某些概念,本着整合和超越的原则,初步建构了“个人化”文学史写作格局,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     

从宋人对"熙河之役"的评价看宋与吐蕃之间的关系

熙河之役是宋朝与吐蕃进行的一次大觌模战役.宋人对之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赞扬和反对.然而从这褒贬中,不仅展示了吐蕃的风俗,而且表明了宋人对吐蕃的关系、态度.宋人为熙宁之役的胜利欢呼,而在兴奋之后,他们理性地感到宋朝的国势是不能够以武力对外征服,只能用文化和道德来感召其他民族才是上策.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选择东汉政区地理这样的课题,处境颇有点像宋人做诗。钱钟书先生曾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过：“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所谓幸,指的是有了一个好榜样,可以省去许多探索之苦;而所谓不幸,则是面临着前人辉煌成就的挑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做东汉政区地理,前面那座唐诗似的高峰便是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     

宋人诗话之楚骚接受

宋人诗话中不乏对楚骚的评论,其在屈原精神、楚骚文体特征以及推尊楚骚诸方面的一得之见,显示了宋人对于楚骚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与接受,有助于全面了解宋人的楚骚观.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涉及宋人对唐诗的理解问题。本文就“晚唐”、“晚唐体”的源流进行了考证 ,并论及了与之相关的宋人分期唐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