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立法还存在法规不够齐全、配套,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还没有出台,某些可再生能源立法还相当欠缺或立法效力级别较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与应对气候变化联系不够密切等问题。我国应在新制定的能源基本法和新修改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强调和突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管理,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经济促进法》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可再生能源一部法"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法律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改进和健全可再生能源立法。     

《能源法》与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结构

<能源法>的制度设计是中国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链接的起点与归属,直接决定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绩效与制度成本之比,决定中国能源法律的制度结构.<能源法>应以能源基本法定位立法,单行能源法只有根据<能源法>的法理和制度规则进行制定或者梳理、修订,才能成为能源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能源危机对欧盟能源应急法律政策发展的影响

历次不同类型的能源危机,暴露出欧盟存在能源领域权能缺失、能源安全观念狭隘、成员国依赖国内措施和双边协定、国际核安全标准无法律拘束力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在应对能源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发展其在能源领域的权能,转变能源安全观念,从最初的能源储备,发展到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能源突发事件的应急以及替代能源和能源效率立法,并把国际核安全标准法律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能源应急法律政策体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再次推动欧盟完善其能源应急制度,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各类能源危机提供借鉴。     

哈萨克斯坦能源政策新发展

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并具有天然铀矿及核能优势,因此,能源经济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哈萨克斯坦一直奉行"资源立国"战略,但其能源政策却不断调整,目前其能源政策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定和《国情咨文》等文件中,同时在能源开采税与出口税率上的调整以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政策等方面也有明显体现。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能源法律制度研究

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法律制度对能源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虽然我国已初步形成能源权属、能源财政税收、能源生态补偿和能源监管制度,但就制度内容和设计上看,仍有诸多问题有待厘清。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应从健全配套机制、强化协调机制、引入利益衡量机制等方面对能源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和创新。     

“双碳”目标下中国低碳能源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实现“双碳”目标，对中国立法提出了相关要求，要求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现行能源法律制度与实现“双碳”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为能源基本法顶层制度设计缺乏统筹性、化石能源单行法碳约束制度设计缺乏明确性、非化石能源单行法低碳激励制度设计缺乏完整性、二次能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度设计缺乏现代性。比较借鉴英国可再生能源义务制度（配额制）、德国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制度、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美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日本能源节约制度等国家或地区低碳能源立法经验，“双碳”目标下中国低碳能源法律制度创新，应以“双碳”价值融入为核心，创新能源基本法原则设计，将“绿色低碳”“节能减排”作为能源法核心价值；以约束性规则为核心，创新化石能源单行法制度设计，相关化石能源单行法明确规定碳约束制度；以激励性规则为核心，创新非化石能源单行法制度设计，相关非化石能源单行法明确规定碳激励制度；以体制改革为核心，革新二次能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度设计，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方向规制电力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以法治创新为核心，促进能源法律法规体系性衔接，重点包括促进...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立法问题研究

各国都十分注重加强能源立法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出台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以正在制定中的<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路径.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中具有引领和主导、衔接和协调的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我们应当坚持"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设计安排能源环境保护的制度内容,体现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目标.     

再论能源革命与法律革命的维度

能源法的出台来自于政党政治的正确、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资本与组织体制的变革,更来自于理论突破,因为理性决定制度选择。我国现行法律并不能满足能源革命的要求,能源制度设计远未体现政治、市场与体制的合力,有关能源革命的理性解读成为法律制度创新的前提。能源革命已经为能源法的出台提供了政党政治和能源战略抉择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维度。回应能源革命的能源法必须作出富有绩效的制度安排,才不负众望。     

论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功能与成因

能源法律要发挥制度绩效就必须有协调链接的制度结构.一个好的制度链接会成就合理的制度结构,进而实现制度协调.<能源法>以能源安全、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为己任,以基本法为工具,成为能源法律制度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协调链接的基础,因而是能源法律制度发挥绩效的前提.     

构建动态、开放的基本法解释制度——欧盟法院初裁制度的启示

初裁,是在欧盟法律系统成功运行五十多年,并仍富有活力地发展进步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制度.我国的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制度,与欧盟的初裁在原理上有相通的地方.这两个制度具有可比较性.通过深入分析初裁制度的机理,建议在权力的归属、解释权适用的范围以及运行程序等方面完善基本法中的法律解释制度.使静态成动态,变封闭为开放,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我国的宪政体制.使"一国两制"更具发展前景.     

以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为核心的英国可再生能源法

英国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义务和可再生交通燃料义务,可再生能源义务及规定该义务的法令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用事业法2000》、《能源法2004》和《能源(北爱尔兰)法令》。英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国会制定的各种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提供立法空间和基本制度支持,可再生能源法令系统设定调整可再生能源事务的法律规范。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能源法是基础、是依据,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是主体、是核心。     

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税收激励机制研究

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我国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选择.税收激励是主要发达国家鼓励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行之有效的公共手段.我国应当尽快构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税收激励机制,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经济激励和制度保障.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立法需求分析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现状及其发展、现行能源法制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了必须加强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相关的立法需求主要表现在:综合性立法,即根据我国实际状况,制定符合中国能源特色及其发展趋势的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全面性立法;专门性立法,即根据各种不同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特点,"因能制宜"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性立法;地方性立法,即根据各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结构及特点和可开发利用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与该区域能源相适应的特色性立法;协调性立法,即基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复杂性,从体系和制度上强化协调的配套性立法.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港澳特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关系着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实施和"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故最高权力机关对基本法进行解释是正当、合法和必要的。为保证国家主权统一、促进特区民主发展、维护特区繁荣稳定并兼顾港澳过渡期后的法律制度衔接,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四次释法实践,本文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以"决定"的形式规范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并明确解释的范围和必要的法定程序。     

绿色浪潮下的低碳技术与新能源革命

纵观人类历史,能源利用经历了农业社会的柴薪能源利用阶段、工业社会的化石能源利用阶段,以及现代社会的电力、核能等能源利用三个阶段,如今在"绿色浪潮"的背景下,未来极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绿色化的能源利用阶段。从能源问题同低碳技术、新能源技术的辩证关系来看,工业化石能源的传统开发导致了现如今的能源短缺、全球气温升高、环境高污染等问题,同时也正是这些问题逼迫人类对低碳技术与新能源技术进行发展,因此能源问题对于低碳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既是原因也是结果。要想实现低碳技术与新能源技术两大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通过基础技术、重大装备、示范工程和创新平台四位一体同步推进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来实现。两次技术革命带来了两次能源革命,并产生了两个超级大国英美的地位更替。低碳要求下的新能源革命即将爆发,这也必将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契机。     

略论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结构——以《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为视角

确立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能源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能源法》只有在制度结构中才能发挥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功能。能源立法应当安排能源基本法即《能源法》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构建《能源法》与单行能源法、单行能源法之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内部制度结构,《能源法》与环境法、相关部门法之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制度结构,从而形成内外部制度相互衔接的能源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能源效率市场激励法律制度的检视与重构 ——以气候变化应对为视角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根本措施是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而提高能源效率是其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之一.要使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长效机制,就要使其成为有利可图的赢利性活动.市场激励制度在诸多能源效率法律制度中最能够满足这种要求.为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我国应对能源效率提高效果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合同能源管理、自愿节能协议、能源需求侧管理等能源效率市场激励法律制度作出适应性调整.     

论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处于起步阶段,且尚未形成体系。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与水平的提高,有关可再生能源的法律问题会日益增多。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础、以各类可再生能源技术专门立法与地方立法为主干、以其他相关立法和政策为补充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及其衍生问题进行必要的立法与制度储备;同时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或者扫清制度障碍。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能源合作:成就、问题与对策

在能源供需问题上中俄之间存在极强的互补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能源合作取得很大的成就：中俄油气贸易总量和金额实现稳步双增长,油气资源运输通道建设快速发展,在煤炭、电力和核能等领域的合作也成绩斐然。但中俄能源合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政治引导经济合作模式的负面效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中俄能源贸易长约合同带来的弊端,当前能源生产、消费、运力的限制及抗风险能力的缺失,俄罗斯能源储备的下降和中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政策的调整,等等。进而提出几点对策建议：在政府协调的基础上加强中俄能源企业间的自主合作;提高人民币在中俄能源贸易中的结算比例;排查风险,提高应对能源突发风险能力,加强能源输送通道建设;加强两国北极能源合作和海运能源通道建设;改善现有能源结构,加强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     

我国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现状与立法完善

生物液体燃料是最主要的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生物液体燃料是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的局势,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良策.我国的生物液体燃料发展刚刚起步,在产业化的进程中,由于立法未明确其发展思路,未全面认识生物液体燃料发展的环境影响尤其是对农业的影响,造成我国生物液体燃料的可持续发展面l临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制定综合性的生物液体燃料立法,该法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采用部门联合规章的形式,置于新能源领域的基本法--<可再生能源法>之下,成为我国正在建构的能源法律体系中的第三级子法.在框架结构上,生物液体燃料立法应当包括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原则和管理体制,构建相关规划、标准、经济激励、法律责任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