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狮子王》、《王的男人》、《夜宴》对《哈姆莱特》的改写——以对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的改写为中心

当代三部影视作品《狮子王》、《王的男人》和《夜宴》是基于弗洛伊德学说对《哈姆莱特》进行的改写，它们由弗洛伊德对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式阐释生发而成，旁证了弗洛伊德观点的影响力，并为我们重新考量弗洛伊德的哈姆莱特阐释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机会。     

屈原与《诗经》——从一个侧面看屈原艺术思维的来源及特色

本文通过《诗经》与屈原作品的对证比照,认为屈原熟谙《诗经》,《诗经)的比兴艺术是屈原艺术思维的一个来源;屈原的艺术思维具有区别于《诗经》的三个特征:物象选择的“凭虚构象”,表象运动的自由拼接及对习惯性联想的突破,这是屈辞别开生面、垂范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解构经典：《葛特露和克劳狄斯》述评

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几乎是一经发表便被奉为经典,然而,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阐释也从未停止出现。厄普代克的小说《葛特露和克劳狄斯》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哈姆莱特》之前”的故事,对父权制社会里女性的地位和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也为《哈姆莱特》提出了一个属于现代人的全新的阐释。     

《史记》价值论论纲

《史记》原名《太史公》,这就是说,它本来与《庄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之类是一路货色,专门阐述自家哲学思想的。但史公何以不学庄、孟之徒,写一部空谈哲理的书呢?据他自己的解释是:“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确实,倘若我们能对他所写的那些“行事”稍作“深切著明”的分析,则将看到他的价值观在《史记》中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艺术表现。 一、崇尚生命价值。先前,我们总不解史公这个治过《公羊春秋》,尚耻观念的极强的人,何以要自请官刑,忍辱负重地苟活于世而不能象屈原一样“杀身成仁”?有人解释说是意志坚强的表现,但这很难令人信服:据此逻辑,屈原就不坚强了么?其实这是史公崇尚生命价值的表现。     

《国殇》的创作背景与自卫型爱国精神

本文较充分地分析了屈原《国殇》的创作背景，并从理论上将爱国主义区分为“自卫型”和“扩张进攻型”两种，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自卫型爱国精神”占据主导地位并获得历代中国人民的认可。而最早充分体现这一精神并对后世具有示范意义的诗歌作品，就是屈原的《九歌·国殇》     

略论李白《临终歌》的深层意蕴

我国自从屈原触类取象,以橘自况之后,不少深于比兴、善于取象的诗人也托物寓意,创造了许许多多“物”“我”同一的自我象征。例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秀色空绝世,馨香为谁传”的碧荷、“虽照春阳晖,复悲高秋月”的孤兰、“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和“皓齿终不发,劳心空自持”的美人等等,其实都是负才拓落的诗人自我象征。但最典型的,还是他长歌当哭的《临终歌》:     

谈谈《离骚》中的女媭

屈原《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这女媭是谁?汉代以来,一般以为女媭是屈原之姊。清代汪瑗始立异说,以为“媭者贱妾之称”,其后许多研究者相继否定王逸旧说。但我们比较研究的结果,深感王逸之说难以否定,女媭确是屈原之姊。王逸说:“女媭,屈原姊也。”①宋洪兴祖说:“《说文》云:‘媭,女字也,音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②……《水经》引袁崧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须,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县北有原故宅,宅之东北有女媭庙,(?)衣石犹存。’秭与姊同。”③朱熹亦以为“女媭,屈原姊也。”④可见以女媭为屈原姊,自汉以来无异说。唯郑玄注《周易》。说屈原之妹名女须。⑤但近人朱季海先生考订:“郑氏《易注》亦当作姊,今《诗疏》引《易注》及《郑志》并作妹者,缘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     

《葛特露和克劳狄斯》:重构《哈姆莱特》

厄普代克长篇小说《葛特露和克劳狄斯》重构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颠覆了后者中的人物关系,把“被说者”变为“说者”,“说者”变成了“被说者”,从而传达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家对历史、善恶尤其是女性问题所做的辩证性思考。     

《离骚》首八句讲疏

小引:姜亮夫说:“关于屈子身世的材料,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写下的《离骚》的首八句诗。”这八句诗,“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其次才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部分(《屈原》。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事实上对屈原的身世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其主要原因也就是对这八句诗的理解不一致。对屈原作品的理解有分歧,也往往与此有关。因此准确地理解这八句诗,是准确地理解屈原身世并进而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的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这就是我讲疏这八句诗的原因。帝高阳之苗裔兮,朕(?)考曰伯庸。1:帝——王逸说:“德合天地,称帝。”(《楚辞章句》。下同)故知首出“帝”字,有歌颂远祖之意。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奥塞罗》中的应用

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阐述的悲剧理论反映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其是《奥塞罗》的创作中,拟从《奥塞罗》的情节布局,即情节的严肃复杂、有机组成和结局效果等方面来看莎翁对亚氏悲剧理论的应用。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楚辞》札记四则

屈原生年说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第一节《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论屈原的生年说:他(屈原)的生卒年月日见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子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据《吕氏春秋·序意篇》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知道西纪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数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孩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据日本新城新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湘君》《湘夫人》的全新剖解与翻译

《湘君》由湘君的女恋人单叙,她乘舟北上寻找湘君。《湘夫人》由湘夫人的男恋人单叙,他筑室水中洲上等待恋人相会。二篇采用《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企慕情境”手法,是屈原失意前期的作品,表达了屈原对楚国某些上层人物的爱戴、失望和希望。对二篇作了白话翻译。     

《天问》二题试解

一、《天问》“日德月刑”说屈原的作品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屈原对于自然科学则一向本着求实的精神,主张“参验以考实”(《九章·惜往日》),又说“名不可以虚作”(《九章·抽思》)。《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正是屈原本着这种求实精神对日月的所谓“德刑”提出了质疑。王逸     

文情与文心：《卜居》《渔父》成篇过程论略

《卜居》《渔父》中塑造的客是“高士”的形象,从文本形态上看,地位和屈原对等。二篇是楚人根据屈原沉江的传闻敷衍成文,在定型过程中显现出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悖离与错位,最终成篇定型在西汉时期。《渔父》中屈原的“设辞”见于《老子》《荀子》,可视为先秦共用文本。二篇都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其成因与屈原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后人对他沉渊殉志的负面评价有关。作者虽对屈原的处境怀有同情,但对其人生选择则是不明言的否定与批评,这对把握秦汉乃至后世屈原思想之接受,亦具有重要意义。     

《屈原问题考辨》商榷

最近读到《屈原问题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基本意思是怀疑和否定屈原其人其诗的。文中称述胡适对屈原的怀疑论为历代的“怀疑论的高度集中”。在我看来,“考辨”又是胡适怀疑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关于屈原其人,在怀疑和否定屈原“确有其人”这一基本观点上,“考辨”所谓“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与胡适所谓屈原“是一个假名”,“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其次,关     

论《九歌》非同时所作

关于《九歌》的创作年代,说法甚多,归纳起来主要为二种,一是以郭沫若、游国恩为代表的早期说。郭沫若在他的《屈原赋今译》《九歌》题解中说:“由歌词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亦说:“《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