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对中国公益组织建设的借鉴意义

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中,卢作孚独辟蹊径,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 建设为先行,以北碚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的新模式。“国家现代化”、 “乡村全面现代化”、“乡村经济建设”、“以训练人为宗旨的乡村教育”四个关键词,集中体现了他的乡村 建设思想。他对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和新价值观、幸福观的论断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公益组织自身的建 设,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场景营造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

场景营造对创造人地共生所需的文化空间具有形塑作用,是统合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机制。特色小镇是当代中国城镇化的一种发展模式,既是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是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承接地。场景理论的应用,推动着特色小镇的建设从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第一阶段向以文化内涵建设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演进。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业、富有活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存在诸多协同。在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高质量落地的过程中,以场景营造推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中主体价值的重点突出,避免特色小镇的价值分散与符号游离,重视与城市主体文化生态的协同,强化空间规划和错位发展,围绕特色符号构建产业价值链,是调整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路径。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凉山扶贫对策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核心内容和教育方式的阐述,挖掘其平教思想与乡建运动目标“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和意义,探寻其平教思想与乡建运动的“四大教育”核心理念和“三大教育方式”的实践经验,及其对当代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并对凉山州扶贫工作的历程、现状、成绩及其扶贫政策和扶贫模式进行梳理。探讨凉山州落后地区脱贫困难的原因,借鉴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及其乡村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针对凉山的实际情况,提出以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为主线,突出教育文化、基础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配套的扶贫对策和具体措施。     

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新农村建设中地域性景观的营造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为了提高乡村生活水平、保护地域文化及乡村生态景观,将"多元主义"设计思想应用到营造地域性景观的过程中,可创造出一个既有现代都市气息又不失乡村特色、地域特征及传统文化的新农村景观.     

“家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实践探索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经济的振兴,而是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而 “文化”建设乃是五位一体系统工程中的核心,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基石。现阶段美丽乡村建设升级过程中,应以“家文化”内涵建设（修身齐家、孝悌忠义、诚信友善、谦敬和合）为中心,以“敬老爱小”为抓手和切入点,以相关激励措施为保障,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力推动新时代城乡一体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国外高校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类型、行动框架及其特征——基于英、美、日、瑞、德五国的研究

高校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从本质上看,高校促进乡村振兴是一种大学与乡村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本文以共生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选取英、美、日、瑞、德国家五所高校作为促进乡村建设发展的典型代表,根据各高校参与乡村建设目标和内容的不同,将他们类型化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以及“组织振兴”五种取向的实践模式,并通过行动框架来呈现不同高校参与乡村建设的措施和路径。进而,归纳出国外高校促进乡村振兴的特征：共生单元的地位平等、优势互补与利益耦合;共生模式的一体化共生与对称性互惠共生;共生环境的产业载体、政策引领与文化助力。     

“孵文化”: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如何认识和发挥乡村知识分子和文化能人在乡村文化中的孵育教化作用,是新世纪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和现实问题.来自乡村外部的“送文化”和来自乡村内部农民群众的“种文化”,虽然具有必要性和基础性,但相对于乡村文化的巨大需求和快速发展来说,都有局限性,需要乡村内部文化人才“孵文化”的有力支撑.以“孵文化”为枢纽,“送文化”“种文化”与“孵文化”相互配合,统筹城乡文化建设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     

传播基础结构视域下农村文化礼堂的社区故事讲述

从传播基础结构角度讨论了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社区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为乡村社区创造了全新的“传播行动环境”,从而构建了乡村“公共领域”,影响村民的家庭、邻里、社会互动和乡村社区故事讲述网络,促使村民故事讲述网络与乡村社区传播网络的融合,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农村产业融合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困境分析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乡村建设逐渐呈现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广西壮族自治区“美丽南方”的实践表明,农村产业的延伸型融合模式、重组型融合模式、渗透性融合模式有效推动了美丽乡村的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然而,由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村庄承载能力不强,农村产业内部管理不规范,产业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美丽乡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应当将以农民为中心、以农村资源要素流动为目标、以系统的乡村建设机制为基础的美丽乡村建设价值作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下美丽乡村建设路径的价值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与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战略性举措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蕴涵着厚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在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始终与时代乡村发展诉求同频共振,理论逻辑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的耦合发展与互促共进。新时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根本遵循,重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和优化乡村生活愿景,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引领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文化引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群众凝聚能力。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进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先进法律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以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为视角展开研究。分析105个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实践困境,结合“枫桥经验”中“党委政府重视,职责分工明确,信息资源共享,纠纷共同化解”的价值导向进行阐释,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中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三种进路选择:嵌入、分流和保障。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有效破解农村短板问题的重要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心骨”和“魂”,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最基层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基层队伍不够过硬、产业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文化结构失衡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硬核,更好地引领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迈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有效破解农村短板问题的重要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心骨”和“魂”,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最基层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基层队伍不够过硬、产业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文化结构失衡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硬核,更好地引领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迈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和美乡村的文化意蕴与建设路径

美丽的本质在于和谐，“和美”是中国式乡村的价值追求，贯穿乡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美”概念把我国传统的“和”文化纳入其中，“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基因、内核，其所蕴含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为和美乡村建设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智慧支撑。在新征程上打造中国式和美乡村，必须注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乡村环境保护，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农民参与机制。     

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保护与传承

“美丽乡村”建设关系到广大乡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为避免盲目追求速度以及经济效益所造成的乡村建设性破坏,以乡土文化与传统村落环境的共生性发展关系为切入点,运用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学科理论,探索乡土文化在当代乡村建设中所承载的重要文化价值。其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提升生产、生活环境质量,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作用。乡村建设应以尊重传统文化根基为己任,通过“传承、保护”,“创新、新建”,“挖掘、改造”三种形式,在遵循保持、创新地域乡土建筑原则,延续、传承乡土文化资源原则,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导向多样性等原则下进行村落建设与改造,为当代乡村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空间环境保障。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对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

人生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前途。新中国的嫩芽必由旧中国的老根——乡村长出。乡建时期较之“五四”时期梁漱溟的理论具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但并未改其生命哲学特质,并在多方面影响着乡村建设思想:对生命主体性的认识使其注重农民自觉;有机整体思想使其反对阶级斗争;中庸之道导致其思想的第三条道路特色;相对主义导向政治的改良主义。     

内外耦合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数字乡村建设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厘清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来源是有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义。从当前实践来看,我国正处于外源型模式的数字乡村建设初级阶段,具有短期内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可持续困境。随着乡村振兴制度设计的不断优化和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数字技术普惠效应的充分释放,内生式发展逐渐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方案。有别于“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内生式发展”模式更注重内生力量的激发,但同时“内生式发展”模式存在着“动力黑箱”的梗阻。未来要可持续地建设数字乡村,应该发挥外源和内生模式的联动作用,从筑牢乡村的硬件基础、培育数字乡村共同体、优化制度设计理念以及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打造外源与内生耦合的建设图景,为实现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方案。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刍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邹平模式”代表了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学者发展乡村以引发都市的路径；而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则采取的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模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改造与发展道路探索的两个路向：从乡村走向都市抑或从都市走向乡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角度对青岛与邹平乡村建设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青岛乡村建设运动模式已经具有都市“反哺”乡村、城市文明“反哺”乡村文明的意涵。     

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述论

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在乡村建设派众多的“乡建”主张中,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最具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内容主要包括（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民族再造”;（二）乡村建设的着力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乡村建设的方式：学校、社会和家庭;（四）乡村建设的步骤：调查、实验和推广;（五）乡村建设关键：农民化等五个方面。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并对“新农村”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