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文化交流述略

文化社会学认为,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文化变迁的一个巨大动力.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这种文化交流以及在各自国家、民族中形成的文化整合,为创造发展东南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以探讨.一 周秦时期中朝文化的早期交流远在周代之初,就有“箕子去国”的传说.《尚书·洪范》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宋世家》亦云:“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朝鲜《三国遗事》也有类似记载.周武王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朝鲜历代汉语研究评介

朝鲜对汉字汉文从古就接触使用,在研究汉语方面,也有其悠久的历史。朝鲜在创制自己的文字之前,就曾直接使用汉字汉文行文记事。公元前十七年,高句丽第二代琉璃王所作的《黄鸟歌》,便是用汉文写成的。翩翩黄鸟,雌雄相依; 念我之独,谁其与归。(《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记第一琉璃王)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高句丽新大王伯固考

关于伯国的记载，我国的《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皆有不实之处。伯固应是高句丽第六代王宫之孙、第七代王遂成之子；他在位的时间应是汉顺帝年间至汉献帝执政的头两年；他死后由其长子男武（故国川王）继承了王位，而男武与伊夷模（山上王延优的别名）并非同一个人。     

《史记》为历史人物代言、拟言的艺术成就

《史记》在为历史人物代言、拟言方面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本文探讨的是《史记》是如何为历史人物代言、拟言,《史记》为历史人物代言、拟言的特点、原则及其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六至七世纪新罗的社会性质—奴隶制度的瓦解与封建制度的产生

朝鲜古代中世世历史分期问题,朝鲜史学界已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争论。解放后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曾举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但是,这一问题朝鲜国内外学者仍未取得一致看法。 研究朝鲜古史感到困难的是缺乏足夠的文字史料和考古史料 朝鲜最古的文献是金富轼撰《三国史記》(1146年编)和一然撰《三国遗事》(1264年编)。较多的文献记载于我国的古籍中,如《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等是研究朝鲜古史极其珍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数字化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论

数字化给《三国演义》版本研究造成不少新问题,当务之急是厘清观念、思路和方法。要立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特殊性,不能以“对错”、“有无”作为衡量版本的标尺。“讲史”、“说三分”都不是罗贯中的创造,属于罗贯中首创的是“演义”体,这才是判别罗贯中原本的标志。命名合理的《三国志演义》是原书名,扌各不通的《三国志传》是后人的妄改。     

明毛氏汲古阁原刊本《三国志》的征集与价值

陈寿所撰《三国志》为世上研究三国历史最可信史书,历朝历代多有翻刻。但因其年代久远,初刻本早已杳不可寻,以至世上的明代刻本,也变得极为珍贵。今春获悉上海将有明毛氏汲古阁原刊本《三国志》拍卖,馆领导毅然派出专人参与,最终为我所得。该刻本,为明代原刻,品相完好且流传有序,多前贤眉批和夹注浮贴。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乐浪国传说研究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乐浪国纪事有很重的传说成份,这主要是受内地传说影响演变而成的;尽管历史上可能存在着一个“乐浪国”,这个“乐浪国”与《三国史记》中的乐浪国也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朝鲜半岛某些学者将这些纪事完全作为史实来阐述是错误的,而将此“乐浪国”夸大其辞,并作为汉朝未在朝鲜半岛上设置乐浪郡的证据,则更是一种曲解。     

《三国史记》载“靺鞨”之我见

靺鞨是6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古代部族,与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有着密切的互动与交往.但是,朝鲜半岛的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中有关“靺鞨”的记载,早于中国史书600年,引发了学界对“靺鞨”理解上的混乱,值得探讨.从历史地理方位以及相关记事来看,《三国史记》所载“靺鞨”并不是对某一民族的专指,而是对不同时期、不同部族的泛指.     

《三国志平话》叙事例议——兼与《三国志》、《三国演义》之比较

《三国志平话》不仅作为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过渡有重要价值,而且比较前后二者,其内容多特异之处:如写关羽被骂"胡汉"、貂蝉是吕布原配、诸葛亮曾发明"风轮"、"木牛流马"用杵击打控制等,皆与前之《三国志》和后之《三国演义》不同,值得注意;三国故事中有三个"空城计",反复表现"疏不间亲"。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李渔评点的价值浅探——从与毛批的差异谈起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是<三国演义>一个重要版本,其评语多抄自毛纶毛宗岗评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的评语(称"毛批"),所以学术界对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在研读许多异于毛批的"李渔评语"[1]之后认为它在创作思想、人物形象、表现手法、读者接受心理等方面见解独到、定位准确,自有高于毛批之处,对文学批评史有一定的贡献,应该肯定.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罗贯中的著作权能否定吗——也谈《三国演义》的作者问题

罗贯中是古代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家,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诞生于明代初期不是偶然的,完全符合文学自然发展演进的规律。《三国演义》成书后数十年间不见于文献记载,那是明初错误的文化政策造成的结果。罗贯中具备创作《三国演义》的时间、艺术素养和生活阅历,其著作权是不可否认的。     

貂蝉形象的现代解读

在毛宗岗评本的《三国演义》中,貂蝉是一位美丽、智慧、勇敢的人物形象,并以她独特的艺术魅力活跃在读者心中,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三国演义》是以历史为背景演绎出的一部历史小说,所以书中大部分人物都有其历史原型,而貂蝉的形象在史书上却未有明确的记载。该文试从史书中貂蝉形象的来源、小说中的貂蝉形象以及作者为何如此塑造貂蝉、貂蝉去向何处及貂蝉形象在日本的新发展等几个方面来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