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澳大利亚特许经营监管制度之比较

特许经营作为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在中国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许多国家希望通过政府监管来克服这些问题,监管的核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弥补市场失灵.就我国而言,政府有必要对于特许经营进行监管,但其监管应该有自己的范围,应努力鼓励当事人自力救济,避免过多使用公权力介入合同关系,同时政府更应注重提供广泛有效的服务,不能简单以罚代管,以监管代服务.     

中国与澳大利亚特许经营监管制度之比较

特许经营作为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在中国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许多国家希望通过政府监管来克服这些问题，监管的核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弥补市场失灵。就我国而言，政府有必要对于特许经营进行监管，但其监管应该有自己的范围，应努力鼓励当事人自力救济，避免过多使用公权力介入合同关系，同时政府更应注重提供广泛有效的服务，不能简单以罚代管，以监管代服务。     

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公权力

经济法是公权力进入传统意思自治领域的结果,与公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公权力的存在是经济法的一个特质,经济法在历史舞台上的兴起可以归结为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原因:一是市场失灵;二是为了应对社会化所致的社会问题而借助公权力对包括市场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合理性.经济法在用公权力去矫正权利失衡的同时,自身也要受到来自形式理性的制衡和它的对立物--权利的制衡.经济法在实现自己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应当着力规范公权力运行,实现经济法治.     

论我国缺陷汽车召回制度中的公权力介入

丰田召回事件透露出我国缺陷汽车召回制度中公权力的缺失与缺位。公权力的不可放弃性、无法替代的威慑功能以及汽车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为公权力介入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维持消费者与汽车经营企业的利益平衡、完善我国缺陷汽车召回制度、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提供了正当的依据。不过,公权力介入召回制度,应遵循适时与适度的原则,以防范介入过度而带来的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预测能力的智能算法开始由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延伸。算法已不仅仅是特定的技术,更是社会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变量。掌握算法的企业和组织利用技术优势,把控社会的信息及资源,引导政府的决策,形成了一种非国家力量的“准公权力”。算法权力是泛在的权力关系,遵循商业逻辑、偏好原则、技术理性和隐性运行四大规则,可以影响甚至代替公权力进行决策。算法权力缺乏监管,过度的资本化和黑箱化消解了政治正义,催生了制度羞辱,并且导致了权利保护的危机。防止算法权力的异化,建立良序的网络空间,需要以政府干预弱化资本依赖,以法律规制限制算法偏好,以算法伦理保障人的价值,以外督内审显化权力运行,从而构建完善的算法治理体系,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当前,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陷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扰,社会治理成为纠治双重失灵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还存在着诸多妨碍社会力量参与的因素。从政府视角而言,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极大地压制了社会参与程度;从社会参与主体而言,存在着自身能力不足,缺乏参与激励动机和保障机制等问题。政府应该改善和创新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环境,构建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改善食品药品安全的治理绩效。     

论政府失灵的市场化治理

要有效治理政府失灵,必须首先确立关于政府的理论基点：政府及其官员也是“经济人”;政府并非全知全能,而只具有“有限理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政府失灵的核心理念及其关键,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把市场机制导入政府管理领域,建立掌舵型的“企业化政府”     

浅谈社会转型期间城市农民工的越轨行为

作为农民工这一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不少偏离和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并由此构成了影响城市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对此,从分析该群体越轨行为形成的原因入手,深入地就越轨行为实施组织、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有效管理和控制进行探讨,旨在研究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化解矛盾,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不能犯的可罚性研究

不能犯可罚性的判断标准,直接体现了刑法基本立场的选择,国内外刑法学界也存在着多种学说以探讨不能犯可罚性的问题和其判断标准。通过厘清刑法学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在处理不能犯问题时的选择与作用,以及对多种学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印象说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以现代社会普遍联系为考察视角,从预防功能角度出发,尝试探讨加入考虑行为导致不能犯的偶然性及其相关因素,帮助判断其可罚性,并以此修正印象说的固有缺陷。     

对耻辱刑的理性思考

耻辱刑在古代各国都存在过,后来被认为是不人道、不文明的刑罚而被废除,近来,又在有的地方重现。耻辱刑是诉诸人内心的一种刑罚,因而这种刑罚的主观色彩十分强烈,对这种刑罚反应的个体差异很大。同样的耻辱刑,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轻罪重罚或重罪轻罚。因而,耻辱刑是一种不科学的刑罚类型,对于现代法制文明社会来说是不可取的。     

癫狂体验耻辱意识市民精神--当下女性写作的三个问题

“癫狂”是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其中诞生了女性个性解放、身体解放等一系列重要主题。但是“癫狂”在当代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它不再是社会反抗的工具 ,相反成了欲望征服个体的手段 ;耻辱感一直伴随着中国当代女性写作 ,成为女性写作的一大动力因素 ,但是 ,中国当代女性对耻感的认识却是有偏颇的 ,她们并不能真正正视自身 ;在中国 ,市民意识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地戴上女性的性别标记 ,王安忆的市民意识在其中可说是有代表性的 ,王安忆市民意识是和煦的、日常的     

互联网经济中炒信行为的规制路径

互联网经济中的信任主要基于信誉生成，符号化的信誉等级起着配置市场资源的重要作用。为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商家出现刷单炒信等失信行为。以预防论观之，当下对炒信行为的规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为惩戒力度不大、查处概率低，导致威慑力不充分，无法有效阻吓潜在的炒信行为。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制路径与边际成本低下的互联网经济不匹配，因此迫切需要创新规制形式。根据预防论的分析逻辑，在当下的规制框架中配套使用信用工具不仅可形成全面而充分的威慑，而且成本很低。信用工具的要义在于促使负面信息的高效流动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完备，应建立整合信息归集、评级、公开、运用的信用制度系统，进而通过声誉制裁和失信联合惩罚制度形成合理的威慑和有效的阻吓。     

美国网络威慑战略浅析

美国高度依赖网络空间。为防止潜在对手对美国发起网络攻击,美国实施网络威慑战略。为实现此目标,美国高调宣布实施网络威慑战略,研发先进网络武器,以实现拒止威慑和惩罚威慑,同时构建完善的网络威慑战略体系。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困境与挑战,威慑战略成效受到质疑。     

试析农民越轨行为的原因及对策

农民越轨现象已成为我国社会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失范、越轨文化的习得、社会控制的弱化等原因,导致农民越轨行为泛化,集体越轨行为增多,农民越轨行为呈现“现代型”特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越轨问题,应该提高农民合法致富的技能,拓宽农民致富路径,加强农民的再教育,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同时还要加强对农民的社会控制,对闲暇生活、娱乐场所的管理。     

从刑罚目的的实现反思刑罚设置——以高犯罪黑数的经济犯罪为例

本文围绕刑罚目的的实现这一主线,基于预防主义的立场,以一般预防目的为主要分析对象,从经济犯罪的特点出发,论述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和其中遇到的困难,认为整体与个人所感知的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联系程度(受罚几率)不同,决定了刑罚于个人而言是一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抽奖式惩罚,受罚几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到预防目的的实现,并进而对受罚几率作了进一步研究。     

关于中小学体罚现象的比较研究

从官方有关法律、规章之中可看出,我国对体罚学生的态度是古褒今贬,而外国的态度自古至今一直是褒贬不一的;目前,我国明文规定,禁止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但实际上这一现象还是相当严重;部分中小学教师赞成体罚,极少数学生也赞成体罚。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探析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泛起以两篇论文为发端,勃兴以三部书曲为标志,推演受系列事件的刺激.其泛起勃兴的成因是纷繁复杂的,既来自对80年代国内社会思潮和西方“蔚蓝色文明”的再反思,又出于对国家屈辱历史、民族美好未来的重新思考;既受到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冲击的影响,又是民族主义历史记忆复活的结果;既源自对新帝国主义的威胁与欺凌的反抗...     

晋北道情发展流变考

晋北道情是一种活跃在山西北部的民间曲艺形式,分为说唱道情和戏曲道情,其中戏曲道情产生较晚。文章主要阐述和论证了晋北道情发展、流变的特点以及晚近的一些变化,以期对当前的戏曲研究有所助益。     

网络恶意传播不雅电子信息行为及其刑事责任

网络恶意传播不雅电子信息行为是在互联网中通过上传、下载、链接等方式恶意传播公民私密信息的行为,该行为以内容不雅的视频、照片、文字、声音、图像等为对象,在动机、方式、过程、内容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结合现行刑法的规定,可以侮辱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追究行为人的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