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传衣说及其价值

《历代法宝记》(下简称《法宝记》)是清末在敦煌发现的一部佛教禅宗文献,因其记载了别具特色的“净众·保唐”一系禅宗的历史及有关问题,备受学者注意。国内外学者对其籍校录、研究者不少,且有许多成果问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以笔者浅见,对《法宝记》的史料价值不能估计过高,引用此籍,应以慎重为好。这里,我们从《历代法宝记》的传衣说入手,提出一些问题,请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法宝记》从第二大段开始,即转引《付法藏经》,叙述了释迦灭度之后,自摩诃迦叶开始,至于师子比丘的二十四代传法世系。不同的是:其在上述二十四代的基础上,又加进了五代,建立了与《景德传灯录》等禅宗正统谱系楷定的“西天二十八祖”稍异的“西天二十九祖”的法统说。《付法藏经》所说的二十四祖是:1摩诃迦叶、2     

“刑法”一词略探

本文拟从中国历代刑法的名称及字形,音义方面的发展变化作简略的探讨。中国最早的法律产生于黄帝时代,名曰《李法》或《理法》。《汉书·胡建传》:“黄帝理法曰:壁垒已定,穿(?)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从其内容看就是惩罚犯罪的法律。唐、虞时代的刑法名称,根据《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修五礼”;“汝作土”。《尚书·吕刑》:“率义于民棐(音匪)彝(音移)。”的记载,可见唐虞刑法的名称有“五典”、“五礼”、“士”和“彝”。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打脸、唾面及其他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有这样一则记载:“Οστο(?),ραπιξειει(?) τηνσεξιανσιαγονασον,στρεφοναντωκαιτηναλλην”[“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 (旧译文);“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现代中文译本的新译文)。在我国,《尚书大传·大战》中太公曾说:“骂汝勿叹,唾汝无干”。关于唐代的娄师德,也有这样一则记载:师德“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师德曰:‘未也,絜之,     

庄子的经济思想

<正> 庄子名周(约—369——286年)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人,与孟子同时而稍后。据司马迁记载,他曾管理过漆圆(“漆圆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能这个职事做得并不久。据《庄子山木、外物、列禦寇》等篇记载,庄子家贫,穿补钉衣,住在陋基,靠打草鞋生活,有时向人借米下炊。可是他学问很渊博,司马迁说,“其学无所窥”。与稷下学士宋鈃(宋荣子)稔知(见《庄子逍遥遊》篇),与同是宋     

论吴越的民俗

句吴与于越同属古越族,有共同的民俗,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现分别谈一谈。“断发文身”是吴越的重要习俗之一。记载吴越“断发文身”的材料颇多。首先就句吴讲,《左传》哀公七年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这是讲太伯、仲雍到吴地后,跟随吴越人的习俗,也“断发文身”,《论衡·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竟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所以《风俗通义》云:“裸国,今吴郡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论衡·书虚篇》云:“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可见,吴地的土著本来就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正因为如此,故句吴立国后,就把它作为“国俗”。凡是投顺吴国的入,都必须服从这种“国俗”。《左传》昭公三年载:“吴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     

略论周公制礼和周礼指导原则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礼作为奴隶制社会统治阶级统治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周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一、周公确为周礼作者 周公在周王朝创立时,的确曾“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尚书大传·周传·雒诰》亦记:“周公摄致,一年救乱,……六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也记载:“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制天下。……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国语·鲁语》说:“若使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这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周公在周初确曾“制礼”。 《论语·八…     

论儒家的境界观

<正> “境界”一词如何解释,可能多种多样。据《辞源》上说:“《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是“疆界”的意思。另外一种意思来自佛教。《无量寿经》上说:“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是说人所达到的一种修养境地。我们所讨论的“儒家的境界观”是就后一种意义说的。     

读《论语新编》

无论读《论语》或研究《论语》的人,都会对《论语》编次的杂乱无章感到头痛。朱嘉《论语集注·学而第一注》云:“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他认为《论语》各章还是有中心和目的的。不过,就《学而篇》而言,每句话就是一个中心,如果都是“学者之先务”的话,那“先务”也就太多了,还哪里算得是“先务”呢?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当孔子时,诸弟子撰记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语而前后篇再出也。”这或者接近实际,也可能就是编次杂乱的原因。汉代的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论,善者从…     

中国象战早于印度说

<正> 在苏加诺总统藏画中,有一幅泰国的《象战图》。中央电视台《世界史画廊》说,用象于战阵曾盛于南亚、东南亚是不错的,而谓象战始自该区诸国则误;因为史册记载最早的象阵出现在中国。《吕氏春秋·乐初篇》言,“南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旦南征,破其象队,追击至于江南。这事虽不见于他书,而《史     

《汉书》如淳注“如墨委面”之研究

本文作者小林正,退休职员,1909年8月生人,现住静冈市。作者自五十年代起,从事《后汉书·倭传》、《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有关古代中日关系研究,对邪马台国持九州说,曾先后用一百二十余天赴现场考察。最近,作者将其研究成果《“倭国王帅升等”研究——“倭国王帅升等”乃熊本县球磨郡免田町》和《<汉书>如淳注“如墨委面”之研究》等论文寄给本刊,希望与有志于斯的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今将其中一篇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龙的神话和黑龙江的名称

黑龙江之所以名叫黑龙江,是和龙的神话分不开的。要考证黑龙江名称的由来,先得考证龙的神话。中国是龙的故乡,龙是中国的象征。美国《韦氏大辞典》说:“中国龙是源出远古来历不清的超自然的造物”,“它是中国帝王的象征。”《大英百科全书》也说:“在中国,龙是国家的象征,是皇家的标志。”《苏联大百科全书》说:“龙”在中国“是权力的象征。”俄国人瓦西里·帕尔申在他的《外贝加尔边区记行》中强调:“龙是中国的徽记。”这些书中所说的完全     

中日恩怨与文化误读--中日关系历史回眸

两千多年来 ,中日关系几度风云 ,几经波折 ,有互恩互惠 ,也有怨仇遗恨 ,可以概括为“岁月二千玉帛 ,春秋百年干戈”。在 2 1世纪的今天 ,从文化视角回眸中日关系的历史 ,或进行点击式的检索 ,或加以白描式的描述 ,也许对尽量减少文化误读 ,努力消除民族隔阂 ,会有所裨益的。一　　中日交往始于何时 ?至今未有准确定论。若是依据中国史书记载 ,可以有两种推测。一是依据有关日本人出现在中国的记载 ,二是依据有关日本的记载。《周书·会记》最早记载了日本人来到中国 ,它说 :“周成王时 ,即有黑齿国人入贡 ,献白鹿白马。”这里所说的黑齿国人…     

史九敬先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小考

王文才在《白朴戏曲集校注·前言》中认为,“《东墙记》大约是白朴早年在真定的作品,可能是与史樟的南戏《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同时而作。”《附编·白朴杂剧全目提要》对此则进一步加以引伸论述:“《寒山谱》中收此戏文(案指南戏《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题为‘九山书会捷机史九敬仙著’此史九敬仙即孟本《录鬼簿》之史九敬先(《正音谱》同),抄本作史九散仙,曹本作史九散人,‘真定人,武昌万户’。”“《寒山谱》称史为‘书会捷机’,乃书会假托其名,谅非书会中人。”作为元杂剧的作家史九敬先是否曾写过南戏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     

渤海国部分府州新考

一、东平府《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领伊、蒙、沱、黑、比五州。”该府既然在拂涅故地,而拂涅为靺鞨诸部之一,那么我们只要弄清拂涅故地在哪里,也就可以知道东平府的所在了。《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載:“……又次曰安居骨部;益东曰拂涅部。”即是说,拂涅靺鞨在安居骨靺鞨以东。而安居骨靺鞨一般人公认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一带。所以说,东平府即拂涅故地应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以东。具体地说,应在今兴凯湖西岸一带,理由有三:(一)阿城以东的牡丹江流域是上京龙泉府,东平府肯定尚在牡丹江流城以东;(二)既名“东平”,必然在渤海国之东部,与东京龙原府同一经度或更东;     

东汉的音乐官署与民歌

东汉掌管音乐的官署,国史书散佚而缺记载,先贤多根据《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太乐为太子乐。”而断定东汉掌管音乐的官署名为“太乐”或“太予乐”。然而,这项记载很可怀疑。《东观汉记·孝明皇帝纪》:“永平三年。……秋,八月诏曰:‘《尚书璇机钤》曰:“     

重论“五行说”的来源问题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