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王世贞”时代的复古派领袖之争

明代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晚年曾经指定末五子接替他执掌复古派。王世贞去世后,末五子中的胡应麟和李维桢成为接替复古派领袖的热门人选。两人是否能继承王世贞的衣钵,执掌晚明的复古派,学术界颇有争议。通过结合晚明文坛重视进士出身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李维桢最终担任了复古派领袖以及晚明的文坛盟主。李维桢对复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指明了复古派在晚明的发展方向,引导复古派与公安、竟陵相抗衡,延缓了复古派在晚明的颓势。     

赋体“势”论考述

以“势”论艺,首见于书法论说,重在形态与体势美,引入文章评论,刘勰所述“即体成势”,兼括诗文,而就赋体而言,论“势”批评尤为重要,且因其“体”异于诗、文而特色显著。考述其要,从创作论看赋“势”,在于绘象骋势;从批评观看赋“势”,在于审体因势;从风格说看赋“势”,则因虚实成势勘进于“丽则”的审美原则。这也成就了诗歌重“意境美”,而辞赋更重“体势美”的批评质性。     

析明中期复古思潮对曲家的影响

明中期复古思潮对文坛的影响极为深刻,当时曲家的戏曲创作多与这种思潮有密切联系.复古思潮促使了曲家主体精神的复苏,引导了他们在戏曲创作中重视性情的表达和反映现实生活.在以复古求创新思想的引导下,曲家扩大戏曲主题范围,革新戏曲体制,促使南杂剧的出现以及传奇的定型,并使戏曲语言风格呈现出文采化的特点.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

前人论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多将其原因归结于对"台阁体"文风及宋元诗文流弊之反动上.实则诗文复古乃是明代中叶兴起的文化复古思潮下的文学变奏.它与"书必篆隶"、"器从旧式"、"官名从古"、"礼从古制"等社会风气以及经学领域的汉学复兴、学术领域的考据学兴起、藏古之家的大量出现等,乃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     

论明中期吴中的“古文辞”运动

明中期,为矫正时弊,拯救吴中文学传统,吴中士人发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古文辞”运动。这场运动重视学植,既师古又师心,强调作品应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但终因阵营松散,取法不一而失败。“古文辞”运动与七子复古运动不同,它与政治无甚关系,更注重个性与情感的张扬,但其组织、观念皆比较松散,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文学流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对公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明中期文坛上的“宗杜“和“抑杜”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 ,由李梦阳等人提倡的“宗杜”理论 ,虽轰动一时 ,但由于其产生的背景 ,使其不可避免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从而影响到此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宗杜”理论产生不久 ,其原先的一部分倡导者便对其提出质疑 ,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南方也是颇多反对之声。     

从戴复古“不甚读书”的争论看南宋诗风的演变

从戴复古生前开始,对他是否读书的问题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引发争论。其实,争论出现的原因在于南宋诗坛风气的嬗变。“资书以为诗”和“捐书以为诗”这两种不同诗学主张的此消彼长,明显地影响着对戴复古评价的高低,并一直延续到后代。在江西派长期占据诗坛的背景下,社会上崇尚“资书以为诗”的风气。戴复古因从小失学而深感自卑,但他一直努力弥补以往学习的不足。随着江西派的衰落,崇尚晚唐诗风的永嘉四灵兴起,开始提倡“捐书以为诗”,此时戴复古所擅长的白描手法受到了社会的认可,读书多寡也不再被视为问题。但晚年的戴复古已经认识到江西派和晚唐派各自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上追大雅、宗法杜甫的主张。这正是他饱读诗书,转益多师,对前辈诗人反复比鉴后所取得的进步。因此,从戴复古一生的创作实践和诗学造诣看,他确实是腹有诗书的。     

从"文必秦汉"到"文盛于吴"——论王世贞的文章学观念与实践

王世贞的文章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必秦汉"说的复古派文章学观念,这一点上,王世贞可谓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中坚。一是学者型的文章创作风格,"沉思翰藻"是王世贞文所体现出的最为典型的创作风格。一是量大质高的实用文创作,这也为后七子的文章创作赢得了"文盛于吴"的盛名。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从乐制变迁看楚汉辞赋的造作——对“赋者古诗之流”的另一种解读

汉武帝时立乐府之制与献赋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乐制思想的象德缀淫与辞赋创作的欲讽反劝也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孔子倡导“思无邪”、反对“郑声淫”,是对乐制和诗教的要求,而从殷商的《桑林乐》到战国楚人的《好色赋》,正显示了继“郑声”而归“雅正”的思想演变。汉代乐府的内廷娱乐性质与象德缀淫思想的矛盾,辞赋创作欲讽反劝的矛盾,均在乐制的变迁中得以展示。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从野外风光描写看汉大赋的“大”和“丽”

汉大赋在汉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大”和“丽”，所谓“大”，具有篇幅大，题材广、气势雄阔、综合性强，修辞手法齐全等多种内涵，在野外风光的描写中主要体现在辽阔的空间感，幽远无边的意境和宏观综合性突出上。而“丽”，主要指布局和谐、疏密有致、辞藻华美、文气丰沛、注重气氛渲染和烘托、刻意追求琳琅满目的绚美之感。从野外风光的描写来看，具有场面布置阔大匀称，有传统的方正对称之美；行文有致，行文大气而充满激情，具一气呵成的自然之美。与后世山水诗对比，这两个特点的形成与汉代独特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空前繁荣与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悲秋之祖” “赋家之圣” —— 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骚体和赋体）是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楚骚的创始人,宋玉是楚赋的开拓者,因而“屈宋并称”。宋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九辩》的影响下,后人创作了众多的“悲秋”作品,“悲秋”成为历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因而称宋玉为“悲秋之祖”;二是宋玉的赋体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汉代以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历代作家和学者的好评,被誉为“赋家之圣”。     

从“岩井美学”看日本人的传统美意识

提起"岩井美学",人们多是从岩井俊二作品的表现手法以及彰显个人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两方面加以论述和分析,重点褒扬其反传统性的独特美。实际上,其作品在清新平淡的外表下,始终涌动着日本人所特有的情怀,充满日本传统的自然观和审美意识,在一种物我难分、情景交融的特殊氛围和优美意境中将人物的思想感情立体地表现出来,从而自然地完成了自然美到艺术美的升华。     

从林语堂看翻译“文化间性”论

翻译的"文化间性"思想是翻译文化视角研究的重要指导哲学,其理论渊源上有着需要澄清之处。本文首先试探讨这一思想的源起及其蕴涵的深层逻辑,然后选取了著名翻译家林语堂先生《浮生六记》的译文阐释翻译的"间性"思想给译者带来的影响,进而揭示了翻译文化间性哲学的终极追求是超越文本的,是强调关联性的文化交际理念,更是倡导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并实现文化秩序重构的美好理想。     

从茶文化看当代中日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大量异国文化涌入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面临巨大危机与挑战。本文以茶文化为例,研究调查当代中日大学生的茶文化继承观,分析其差异,进而探讨我国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观。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从“符号”到“文化”——知识教学观的演变

知识教学观的演变是以一定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同时也顺应了从现代知识观到后现代知识观的转变。文中在简要介绍知识教学观演变缘由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从＂符号＂到＂文化＂——知识教学观演变在课程中的体现,进而提出这种演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