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异”叙事下的本土观照——论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选择性吸收

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作家刘以鬯毕生致力于“求新求异”,其“实验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充满了探索性和先锋性。笔者结合他的一系列“反小说”创作,分析了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新锐创作观及主要创新技巧如“客体写作”、“跳跃”、“环合”、“复现”和“开放性创作”等手法的吸收与借鉴,并指出其“求新求异”的叙事背后立足香港本土,着力表现香港社会现实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创作主旨。     

从本地到本土——论莫言对《聊斋志异》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莫言从儿时在故乡聆听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到创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向世人呈现了自己曲折、复杂的创作历程,实现了继承、借鉴后的创新,揭示了他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间的师承关系。莫言通过向蒲松龄学习,开始自觉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汲取《聊斋志异》创作资源的同时,在小说中加大魔幻叙事的比重,注重艺术的转化力与创造力,通过中国式的魔幻叙事,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化寓言,并在汲取诸多"现代"元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莫言说的"讲故事的人"考察其创作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关系,莫言的小说其实同后者一样,延续了民间的艺术创作道路并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从本地到本土,莫言的经验值得思考。     

革新的意义与缺失——论“先锋小说”的艺术形式变革

“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建立了小说艺术形式的本体意识,并使中国文学对“真实”的理解走向了一个高度。他们对叙述的执著,对语言表述方式的改变,给中国小说带来了很大影响,但其形式变革也包含着追求技术创新的躁进、作家价值建构的游移,以及对生活感悟的缺乏力度,这也导致了作家从整体上迅速丧失了先锋的锐利。重新思考“先锋小说”形式变革的意义以及缺失,将使我们对其“先锋性”作出更清晰的判断。     

论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模式

复调是莫言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模式。他的很多小说打破固有的单一的表现方式,采用开放性的结构,通过主人公的“诉说”揭示主题;小说以“他者”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对主人公的视野进行补充;创作主体也发出自己的声音。     

颠覆和消解:莫言小说中人的"异化"与审丑

莫言的写作不断在探索和实践,也不断在颠覆和消解。人的“异化”、丑陋和恐怖是他的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从“乡土化”到对丑陋和恐怖的展览标志着莫言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     

郁达夫后期小说徘徊不前的心理原因

本文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在１９２７ 年开始转向以写实为主，但对女性心理的隔膜使其小说的创作异常艰难。为此，他在创作中时时“回归”到他前期恋情小说的模式中或把笔触伸向下层人物，但这种“旁逸斜出”也由于对女性激情的衰退和对下层人物的陌生难以为继。最后，郁达夫不得不放弃他的小说创作。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从反叛到屈从——北村基督教小说创作论

北村(康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先锋小说转型开始创作基督教小说,其转型后的创作,尤其是近年的小说如《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表现出稳定的艺术模式。对外,关注现实而表现绝望;对内,依赖信仰而寻求喜乐。作者当年的转型与现在的焦虑都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态度,而信仰是其自救与救世之路。作为基督徒的北村,信仰日益坚定并借此走出绝望,而作为小说家,北村的先锋性几乎荡然无存。北村的小说,一方面通过抨击、反叛现实而试图不断拓展信仰的大道;另一方面以日趋固定的、趋众的艺术模式向现实投降。北村的小说内在地陷入反叛与屈从的两难困境,从而很容易流露出焦急的宣教倾向,其反叛因而也显现出不彻底性。北村以他的成就宣告着先锋性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坛的死亡,这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悲哀。先锋性创作手法也许并非无懈可击,但先锋性创作精神却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无意识”的颠覆与重构——弗洛伊德“心理小说”理论及其批评实践

从20世纪初期起弗洛伊德就在小说观念领域悄然发动了一次革命，他把自己的“深层心理学”理论延伸到了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之中，明确肯定了“心理小说”的人性意义和现代审美价值，并从“无意识”表现的历史存在揭示了西方小说史的心理学本质，对西方古典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有力地影响了西方现代小说家的理论立场和创作观念。但其理论和批评中过于浓厚的“泛性论”色彩和古典主义传统的余波又阻碍了弗洛伊德小说思想与西方现代小说创作批评界的深度融合。     

论张承志小说的“诗性”内涵

“诗性”小说创作已成为现当代很多作家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小说的“诗性”特征展开研究与论述,但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研究者们更多的是从小说所具有的“诗”的某种形式特征这一文本感性层面入手,即在文体层面对这种“诗性”小说进行论述,而忽视了对文学“主体性”精神的探究,即在文学本体论层面来理解和论述.为此,从文体学层面和文学本体论两个层面,运用一种整合性的理论思路来理解张承志小说中的“诗性”特征将有其特殊的意义.     

《安娜·卡列尼娜》:“艺术之神”的“神”性展现

列夫·托尔斯泰在结束《战争与和平》的巨量劳动之后,从潜意识中冒出《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构思。但心理定势使他的写作兴趣仍在历史小说方面,想写关于被得大帝的小说,但进展很不顺利。在生活感召下,他回到社会小说的构思上来。一路灵感飞驰,写得很快。写作中,他不断融汇对时代生活的新鲜印象、强烈感受与切身体检,完全服从自己内心的冲动与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使小说发生质的跃变,超出原先的构思与主观倾向,获得意外的巨大成功。因这部小说,他被人尊为“艺术之神”,这部小说的创作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创作“神”性。     

“现代性“规范的调整——张恨水“抗战小说“新论

在五四新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压迫”之下,张恨水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转向”,由通俗文学的本土化 现代性规范向新文学的“抗战”主流现代性规范调整,“抗战小说”就是这一“转向”的产物。由于背离了张恨水的创 作个性,“抗战小说”存在着非统一性和文本分裂的缺陷。     

规范偏离与莫言小说语言风格的生成

莫言小说不同凡响的语言风格的生成，与他大胆地突破各种规范和束缚，大规模、全方位地使用规范偏离有着直接的关系。莫言小说对于文体学家所概括出的各种偏离形式几乎都有高密度的使用，通过对其中的三种偏离形式即“语法偏离”、“方言偏离”和“语域偏离”的主要使用方式、所达到的多重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莫言通过对各种规范的偏离，为自己的创作开启出最大的内在自由，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打破各种界限对立的空前复杂混沌的宇宙，挑战和更新了人们对于语言、文学和审美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混沌浩瀚、讽刺幽默、狂欢颠覆、绚丽斑驳而又具有某种内在统一性的诗化语言风格。     

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

文学作品的内容、意义以及作家对待人物、世界的看法、态度、发现等往往流溢、呈示在作品形式结构上。莫言作品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复调”与“对话”如同一种肉体的肌理普遍分布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在整体上，他的作品常常采取了“对话”的结构方式。这是莫言作品蕴藏的生命主体精神在作品形态上的一种“全息”式表征。     

在写作中生成“不可感知”——评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创作动机

借助于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里的“生成”概念 ,着重探索爱尔兰小说家和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主观追求 ,认为他借助于“反”小说的创作形式和写作过程来传递自己的哲学理念 ,即对所谓虚空的“真实”的追求 ,在写作中 ,作者及其创作的人物生成了不可感知的状态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挂笔"宣言:大江健三郎后期小说创作的新策略--兼论大江健三郎"后期作品的风格形式"

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出人意料地发表的“挂笔”宣言,其实这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新策略,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摆脱渐趋僵化的“大江式”的小说模式,重新寻找自己的“后期作品的风格形式”。大江后期创作的风格形式主要表现为:确立“灵魂”主题在创作中的核心位置;创作前以宣布“挂笔”的方式,清空自己的心灵;构思上努力打破时空界限,以寻求“可以从全方位来表现”灵魂主题;叙事上则表现为一种结构与解构并举的风格。     

评近年小说新潮中的莫言——兼论当今“新潮小说”的某种趋优走向

谈莫言小说艺术的文章已有不少。本文拟从另一角度,即将莫言放在近两年小说创作诸潮流中做一点儿比较考察,期能揣划出当今小说艺术发展的某种趋优走向。众所周知,1985年是小说创作的新潮年。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下子涌现了一大群才华横溢致力探索的文学新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不断地写出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小说。他们驰骋中西、纵横搏阖,或横向借鉴西     

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

通过对于莫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代表性小说文本的细读分析,文章认为,莫言的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在写作过程中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自觉传承存在着内在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