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希腊文化的相遇——论《那先比丘经》的问答方法

《那先比丘经》是一部记述希腊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佛经。那先比丘和弥兰王之间的问答反映出当时佛教和希腊文化各自的思维特点。那先从经验角度的论证方式和佛教的逻辑紧密相关;而弥兰王从逻辑角度的诘问则与希腊哲学的思辨特色遥相呼应。同时,二者又呈现出各自的内在矛盾:那先的经验论证其实质是以无需辩驳的预设作为演绎的基础,而弥兰王的逻辑追问最终臣服于经验性的比喻。这些内在的矛盾,隐约地显现出二者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痕迹。     

《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和中国因素

汉文<那先比丘经>是记录希腊裔的弥兰陀国王与那先比丘之间关于佛教教义问答的重要典籍.在<那先比丘经>中明显地存在着柏拉图式的追问和辨析理式这两种希腊因素,也存在着更多的中国因素.经中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孝顺这一典型的中国伦理观,并且讲述了逝者如斯、上知下愚、学而知之、大羹不和、临渴掘井等出于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和<礼记>的思想观念,安时处顺、知足者富等出于道家经典<庄子>和<老子>的思想观念,以及所临唯信这一出于<左传>的思想观念.那先这一名字,含义本来是清楚的,却出现了不少猜测,它们既表也在后人的引述中,也见于经文中.汉译经文的行文特征也与印度和西域僧人的译文有差别.据此,可以认为汉文<那先比丘经>的译者为一位中土士人.     

《维摩诘经》与王维的佛教美学思想

王维深得《维摩诘经》要旨,以维摩诘为楷模。其诗深广地渗入《维摩诘经》的美学思想。王维诗境不智求,不象取,以禅心统摄世界。心性平等若虚空,笔墨蹊径,无复可寻。诗人悟得净智、净心、净土,万事万形,皆由心出,诗境便成为好净悉现之净土。语言既是造道之致,不复缚在文字,诗便进入无言真境。道悟诗悟,合而为一。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陈允吉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为中心

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陈允吉教授是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其研究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一曰“觊文澜迄不离文,援佛法未尝皈佛”,二曰“纳须弥入尘毛芥子”,三曰“寓义理于考据文章”。     

从《茶经·四之器》看陆羽的佛教思想倾向

陆羽《茶经·四之器》专篇介绍了煮茶的器具及各器具的使用方法,其中有一个过滤煮茶之水的器具--漉水囊,昊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指出陆羽深知其用途,但其书中并未详细说明,本文结合陆羽的生平及佛教知识来说明漉水囊其实是一种佛家用具.并且佛教思想对陆羽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佛教故事群中的女性——以《经律异相》之记载为中心

成书于南朝梁的《经律异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佛教故事类书。其中的女性故事,写得也是多姿多彩,往往通过生动、通俗的故事形式,向信众宣传布施、持戒等佛教基本教义,并让今天的读者得以了解印度当年的妇女生活状况。在文学性上,既注重人物性格的典型性与复杂性,又能做到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在文学与文献学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玄奘归朝以前中国佛教的种姓(性)说——以《菩萨璎珞本业经》为中心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北凉昙无谶(385-433)翻译《菩萨地持经》之后,中国佛教是如何理解种姓学说这一问题。要探讨该问题,需要注意其与菩萨修行的阶位说之间的关系。阶位说是中国佛教中非常重要的学説。中国成立的疑经《仁王经》与《菩萨璎珞本业经》在四十二位的基础上加入了"十信",变为五十二位。《璎珞本业经》将《地持经》所説的"习种性·性种性"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初地以上"分别对应结合,并将习种性和性种性的可达到范围对应于一切众生。《璎珞本业经》虽然利用了《地持经》的种性说,却将其与菩萨阶位说结合,弱化性种性的先天本有性,否定不能成佛的种姓(性)的存在,与《地持经》的本意产生乖离。值得注意的是,《璎珞本业经》的这种种姓(性)说在中国自古虽有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质疑,但在玄奘归朝以前的中国佛教中,却属于对种姓思想的主流认知。这也反映了中印两国通过佛教交流中对同一概念理解的差异。     

试论希腊化宗教之特征

希腊化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专制而又动荡的时代,这一背景决定了希腊化宗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世界主义;二、神秘主义;三、帝王崇拜;四、宗教解构了哲学。从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希腊化宗教为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石。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寻求精神的宁静-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特征

希腊化时期,哲学家们关注个人的德性、幸福和解脱,致力于探讨怎样才能摆脱现实世界的纷扰和不幸,实现精神的安宁.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认为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就是"内心的宁静",不动心.斯多葛的德性主义认为肉体快乐是不足道的,要紧的是精神安宁,做到顺其自然,超然物外.怀疑主义认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作任何判断才能使灵魂安宁.由不动心而达到的精神宁静,是希腊化时期彼此对立的各个哲学流派所共同追求的,反映了一个混乱疲惫的时代里的困扰和忧虑,它为以后基督教的大行其道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从禅宗看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一方面因为填补了中国文化之缺而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又与带有强烈入世色彩的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巨大冲突,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调整改进,禅宗就是调整的产物。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见性成佛;摆脱烦琐推理、主张直觉顿悟;提倡无念为宗、平常心是道,这与中国文化主干儒家提出的人性善、人人皆可、成尧舜;与中国人偏爱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与入世与出世相统一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近乎一致。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     

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时期文明特色的差异比较

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时期是古希腊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二者有历史的相承性,但由于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两个历史时期在文明基础、文明特征和文明外化的表现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反映出了两个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特征。     

山崎闇斋的"脱佛入儒"及其佛教批判

缕析被视为山崎闇斋与佛教决裂而以一介儒士或朱子学的信徒昭告世人的宣言书 ——《辟异》就会发现,该作乃是一部采撷朱熹、李退溪、薛敬轩、黄东发等朱子学者的"辟佛"言论而成的佛教批判集.虽然《辟异》之作谈不上是山崎闇斋独创性的思想发明,但其高扬朱子学之大纛、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且又与德川幕府进行政治合作,对近世日本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儒佛论争的东亚思想史视野予以考量的话,山崎闇斋佛教批判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形态并没有溢脱出中国宋明理学"辟佛"论的藩囿,但从日本历史发展及其思想论争之变迁观之,其彰显出了日本近世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面向.     

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佛教与"像教"艺术

公元前六世纪末 ,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也叫“像教” ,即注重形象艺术教育的宗教。佛教信仰者认为 ,雕塑和绘画佛像能得福。因此 ,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美术中 ,佛教美术取得的成就最大。公元前 2 71年阿育王即位后兴起的印度早期佛教美术 ,受到希腊艺术和印度民间艺术的影响 ,其内容主要是佛本生和佛传故事 ,虽多带有象征性 ,但已奠定了“像教”艺术的基础。一世纪晚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健陀罗佛像艺术 ,把佛陀作为主要的崇拜偶像。当时印度南部的摩菟罗地区受到健陀罗艺术的影响 ,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摩菟罗佛像艺术。公元四世纪初健陀罗佛像艺术与芨多佛像艺术融合 ,形成了印度式佛像———芨多佛像艺术 ,印度佛教的“像教”艺术进入了灿烂辉煌时期。西汉晚期佛教传入中国内地 ,中国的佛像艺术产生于东汉中晚期。经过三国两晋的发展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曾两度出现高峰。下迄明清仍雕塑绘画许许多多的佛像艺术。长达一千七、八百年时间轰轰烈烈的佛教“像教”艺术运动 ,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而且许多时期都代表了中国美术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