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类型、特点及其治理——以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相关理论为视角

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是某些“社会风险”演化到“公共危机”过程中的一种显性表达方式。不能将事件治理等同于“应急管理”,治理应该延伸到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运用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相关理论可以对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类型和特点进更加清晰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综合治理框架”,可为这些事件的治理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启示。     

重大铁路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探析——基于社会燃烧理论

重大铁路项目耗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社会影响面广,研究其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重大铁路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特点,以多案例分析为研究方法,考察国内几起典型的重大铁路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事件,利用社会燃烧理论构建风险演化分析框架,揭示重大铁路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机理,并从政府防范力、公信力、公关力三方面提出防范措施。     

社会实践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 社会翻译学新视角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虽然突破了以往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其“场域”概念界限模糊,“惯习”概念具有“决定论”倾向,“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无法解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等。如仅借鉴社会实践理论来研究翻译现象,会导致译者行为研究出现片面性。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能使中观“翻译网络”与宏观“翻译场域”相互补充,以“译者能动性”弥补“译者惯习”之“决定论”局限,使翻译研究采用行动者与过程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从而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更科学、更系统的理论视角。     

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村社会稳定风险既有原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也有次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直接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首先界定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内涵,结合历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基于原生性和次生性的农村社会稳定风险,聚焦风险源形成、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关键环节,深入解剖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各个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原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大致遵循“内部因素激发—政治权威直接受损—群体行为失序—社会稳定损害”的生成逻辑;而次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大致遵循“外部因素诱发—政治权威间接受损—群体心理催化—社会稳定损害”的生成逻辑。因此,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精准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应树立整体性思维、全局观念。针对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稳定风险,需精准识别与精准治理,并运用差异措施进行防范预警和精准施治。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重大环境事件与当代国际社会的重塑——福岛核泄漏事件的环境社会学反思

在福岛核泄漏事件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者纷纷建构自身以应对核风险,这些建构自身的活动产生了行动主体间的交互影响。福岛核泄漏事件产生的风险互动成为重塑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激发了富裕社会以及自反性现代化对安全的强烈需求。福岛核泄漏事件表明,风险事件既是人类安全需求的对立物,也是安全建构的重要机遇,风险事件的反思和治理会使未来社会更加安全。     

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建构与优化路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和X省的个案分析

以X省某类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为个案,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以政府作为发起行动者推动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建构。研究发现：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者网络形成过程可以理解为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过程,发起行动者主导的“转译”机制是促成体系建构的动力机制。在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多元主体存在因内部角色冲突而处于“认知不足、认同不够”的“消极内耗”状态,因行政化“征召动员”而处于“被动联结、机械协同”的“弱联盟”状态,因制度缺位而处于“关系疏离、交互异化”的再生秩序“畸变”状态等现实困境。因此,应加强行动者内部角色塑造、补齐行政化“征召动员”短板、健全培育与问责制度,以促进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优化。     

“成本—收益”视角下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行动者是否选择参与及其参与动力的高低,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解读、计算和比较。参与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负面的心理体验、他人不参与而被转移的成本、参与中所承受的参与风险以及“不参与成本”和退出参与的成本。参与收益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公共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对参与过程本身的积极体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补偿、参与认知与参与效能感、搭便车、选择性激励、共同体社会资本以及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公共参与的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 的分析框架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探索与政策含义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以建构主义为思想基石,聚焦于考察技术被建构的过程。在该理论框架中,技术被界定为社会行动,从而消解了传统的“人—机”二元论,而走向一种“可塑因—不可塑因”的新二分法;技术的结构即是围绕技术的社会行动结构,各个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分布和互动关系可运用网络方法加以分析;技术发展是一个建构的演化过程,其动力源自于各类行动者的建构作用,多样性源自于各类行动者的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协商构成了选择环境;社会建构论包含一种建构论的政策思想,强调政策干预的持续性、地方性以及政策决策民主化。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基于社会预期的视角

风险社会改变了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价标准,也改变了项目决策的议程设置。重大工程项目日益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风险源,其风险因素来自于相关利益群体对该项目在利益性、安全性和合法性上的社会预期,这种社会预期直接引发了其与社会稳定相关的行为或行为倾向。将社会预期分析纳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框架,有利于全面客观地反映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而更为合理有效地预防各类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     

街区组织与街区事件——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权力结构分析框架的建立

如果要进行有力度的街区权力结构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方法论探讨、直接理论来源3方面入手,文章分析了方法论上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和,回溯了戴伯格等人对权力的研究,指出:关于权力结构研究的关键不是"权力到底属于谁"的问题,而是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格局中参与各方(行动者)的行动,这种行动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事件"才能被观察到;另一个则是行动者嵌入其中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可以通过我们对行动者所属组织结构的观察加以确认。因此,要对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的权力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框架是"街区组织-街区事件"。     

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及其价值实现路径——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的探索

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结合重庆A区“积分互助”养老案例发现,结构功能失衡与个体消极行动共同型构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具体表现在：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安排滋生机会主义,放大层级分割负面效应;运作框架及其规则供给无法发挥社会交换和有效行动构成功能,抑制福利生产与福利价值输出;结构转型引发社区空间结构性变化并弱化了行动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动力,而行为动机和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及参与者行动的例行化进一步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与集体价值创造,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沦为形式化与工具化。因此,应从厘清多元主体权责关系,健全制度化实施机制,设计可持续生产工具,培育行动者内生动力等方面入手,来优化“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工作,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与价值实现。     

我国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我国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做出了分析，指出政府在与大科学装置的互构过程中，识别出大科学装置具有“建设大科学创新系统”的技术功能，并由此成为了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行动者。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大科学装置是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主体，区别于其他行动者的是，在当前的转译策略下，企业并未接受征召和动员，行动者网络建构也因此尚未完成。文章认为政府需要探索制定承担企业参与风险和培育企业技术能力的科技政策，促使企业成为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积极行动者。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论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偏好-从众”模型

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发展壮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并且遵循着“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理论假设,具有经济人的“利益偏好”倾向和社会人的“从众”倾向。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的参数框架,完全可以建构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偏好-从众”模型。     

风险感知与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健全

转型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这集中体现在由重大事项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上。基于文献和案例的分析发现,这类事件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然而,目前风险感知的视角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和实践中处于双重缺失状态。因此,本文明确主张将该视角引入到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过程中,这显然更加有利于切实完善该机制、实现风险的源头治理和创造社会的动态稳定。最后提出了将风险感知视角引入到健全"稳评"机制过程中的实现途径: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分析和网络舆情分析等。     

从评估到监测:社会稳定风险应对的新策略

当下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频发,迫切要求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主要集中于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然而实践成效尚有不足,一些被评估为低风险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其根由在于,不仅政策决策阶段可能孕育社会稳定风险,政策执行阶段本身也有可能不断酝酿和产生新的社会稳定风险。因此,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有必要延伸至对政策执行的风险监测。社会稳定风险监测机制的核心是通过监测政策对象态度等因素,预测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可能,以便及时提供预警信息,防范和阻遏各类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     

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分析

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网络环境下,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与媒体相互影响,对事件进行着动态性的编码和解码,不断地赋予事件以意义。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中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和解码者,事件的编码经过多主体的共同努力,而解码方式呈现多元化。网络行动者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地构建并完善事件的意义,推动着集体行动的发展。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社会心态：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提要]近年来,全球视域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逐渐成为了学者所言的“风险强度”空前加剧与“风险环境”空前扩张的现代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切合于网络媒体空间的扩张以及中国网民数量的极速增加,学者们开展对于民众的社会心态在网络空间的表达与形塑的研究就有了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一种可能的整合分析框架阐释了如何在传统的问卷调查与前沿的大数据捕捉之间寻得一种研究方略的平衡,从而有效刻画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大众网络社会心态全貌,并形成涵盖宏观、中观、微观的网络社会心态分析及其触发机制探究的系统性反思。据此,本文可能为推进风险社会视角下（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并提升政府基于多元数据的更为全面的社会治理监测、评估和应对能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