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四心”的双重内涵--基于孟子对“四心”的两种不同表述的分析

如果“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的“端”作“端源”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就表达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恻隐之心,仁也”等所论证的性善之性是指为善的能力,其能够显现为具体事相上的善,从这一点来看,“恻隐之心,仁也”等就表达了“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也就体现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     

“时代主旋律”类话题作文写作指导与示例——湖北八所重点高中2007届高三第一次联考作文实战解析

题目读下面一段话,根据要求作文。《孟子·公孙丑上》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道德哲学研究 主持人语

在中外道德思想史上,孟子最早将“羞恶之心”放在第二道德基础的位置上,将其视为仁义礼智中“义”的体现,仅次于作为“仁”的恻隐之心。但这个思想在以后的哲学史中并未有很多的应和者。这与同情心理学的情况正好形成对照:同情或恻隐被休谟以及许多思想家看作是首要的自然美德,     

论司马迁的悲悯情怀（上）

司马迁与孔子、墨子一样,有一颗伟大的爱人之心,他怀着普世之爱,怀着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对人间的一切苦难和人生的种种悲剧,同情着、惋惜着、痛苦着,他不仅为受苦者、被害者、被压抑者、怀才不遇者、饮恨含冤者一掬同情之泪,也为那些残暴、昏庸、阴险、狡诈、贪婪、无耻、懦弱,欲害人而最终也躲不过悲惨命运的人深深地悲哀。他的爱是博大的,他的悲悯是深沉的,他的心中有着丰富的痛苦。     

论司马迁的悲悯情怀（下）——司马迁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司马迁与孔子、墨子一样,有一颗伟大的爱人之心,他怀着普世之爱,怀着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对人间的一切苦难和人生的种种悲剧,同情着、惋惜着、痛苦着,他不仅为受苦者、被害者、被压抑者、怀才不遇者、饮恨含冤者一掬同情之泪,也为那些残暴、昏庸、阴险、狡诈、贪婪、无耻、懦弱、欲害人而最终也躲不过悲惨命运的人深深地悲哀.他的爱是博大的,他的悲悯是深沉的,他的心中有着丰富的痛苦.     

“利剑”与“绳结”——成仿吾文艺思想的旨趣及其建构管窥

成仿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别树一帜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利剑”与“绳结”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旨趣与鲜明特质。作为“创造社”的三元老之一,他在指认新文学三重使命的过程中,原创性地阐发了“社会—审美”二元式文学功能论。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先驱,他在介绍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秉持“执两用中”的态度,创造性地阐释了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同情”与“超越”。成仿吾文艺思想历经从“个人关怀”到“社会关切”的发展转向,在某种程度上确证了现代文学的社会化与大众化取向。总体上看,成仿吾是沉浮于时代风潮中的激进者与建构者,在多元思潮涌现的社会图景中生发了兼具独立品格和灵性的文艺思想,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情：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奠基石

儿童文学理论是文艺理论有待建设的一个分支。论文依据“同情”的主客体关系属性,以及与伦理学、美学、教育学、文艺理论的密切联系,阐发和论证了“同情”作为儿童文学理论奠基石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首先,就“同情”作为儿童文学审美基础,从“同情”实施对象范围方面,梳理概括了侧重人类社会和侧重万事万物两个脉络。继而论证凝练出“交叉重叠迁移性发生”的儿童“之同情”审美机制：“把事物吸收进来”与“把自己变成事物”此消彼长,交叉重叠地互相迁移。其次,以教育是儿童文学基本功能之观念,探讨论证了教育功用的两大方面：善良和兴趣的培育以及拯救人性。培育功能两方面是二而为一互相激发;拯救人性功能除了儿童文学一般审美机制之外,更有作品内涵之“同情”唤起小读者沉睡的人性痛感来实现拯救的特殊审美机制,与康德所说的崇高审美所获的“消极的快乐”相似。最后,论证了儿童文学的认知问题。认知特点为“期待着每个人的赞同”的共通感特点极为突出;认知以模糊朦胧形态而存在;认知功能与教育功能浑然一体无法分割等三方面。论文展开始终辨析借鉴伦理学、美学等各方面理论资源,并结合儿童文学创作、文类、作品以及接受的实际经验,确认了儿童文学从“仁之端也...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疯癫”

“疯癫”是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戏剧手法,但如果严格遵照文本的标准,莎剧中真正疯癫的人物只有三个,即李尔、泰门和奥菲利娅,此外还有三个装疯的人物——哈姆莱特、爱德伽、泰特斯。莎士比亚对于“疯癫”的使用有着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他笔下的“疯癫”往往是一种变化,是一种权势失落的隐喻,并通过疯癫及其背后权势的失落和恢复,实现对主人公的惩罚和教育。而对于唯一的女性疯癫者奥菲利娅,则通过其疯癫表达了作者的同情和女性的反抗。装疯在莎剧中主要是一种展现复仇的装置。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使用疯癫,主要是为了增加波折,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或是为作家代言。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戏剧效果,而非情节的必需。     

贾宝玉“性爱体系”的层次界定问题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情痴情种”、“天下第一淫人”之称。有人说他是泛爱者 ,有人则说他是专爱者 ,彼此矛盾。指出贾宝玉“性爱体系”的说法 ,并对该体系逐层递进的性爱层次进行界定 ,这将使得人们在“泛爱”与“专爱”的矛盾面前 ,不再显得尴尬 ,对作者的创作动机也会有深入一步的了解     

试论扬雄的“幸”与“不幸”

扬雄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所谓"幸",文章论述了扬雄在事业上获得重大成功的一面;所谓"不幸",文章论述了扬雄的生前与身后所遭遇的主要的痛苦和打击.文章对扬雄寄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这种理解和同情,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绝不含乡梓之情的偏见.     

“洋匠”来华与张之洞的近代化事业

张之洞在兴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对外国技术人员──“洋匠”的引进规模十分宏大，表现了当时开明之士的豁达心态、非凡胆魄和良苦用心，值得肯定。但他对“洋匠”的态度──利用与怀疑、恐惧与依赖，却又使他和他的事业陷入了近代化的误区而不能自拔。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论丰子恺早期的“同情说”——兼与闵斯特伯格的认知主义美学相比较

丰子恺早期“同情说”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弗赖堡学派的闵斯特伯格,这使他与主要受马堡学派思想影响的朱光潜等人有重大差别.“同情说”是丰子恺人生观与学术思考相统一的整体性学说,“绝缘说”和“童心说”都隶属于“同情说”.随着丰子恺人生际遇和社会经历的改变,“同情说”在不同时期显现出不同的侧重,它是由关注艺术活动中“物我交融”的问题所启发的,在丰子恺皈依佛门的时期开始形成,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既受认识论美学影响又以人生与宇宙之和谐统一的境界学说为旨归的倾向.     

说“句”

“句”字在中古有两读,一曰“古侯切”,一曰“九遇切”。读为“古侯切”者即所谓“句曲”之“句”(或作“鉤”,后世改为“勾”,“钩”等),读为“九遇切”者即所谓“章句”之“句”。读为“钩”者是其本音,对此几乎无人怀疑,然而对其字形构造和本义,《说文》家们的意见则颇有分岐。《说文》句部曰:“句,曲也,从口丩声”。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各家都接受许氏“曲也”的说解,但对“句”字形体构造的分析,以及对“曲”的具体涵义的理解,则有四种不同看法。其一,可以段玉裁为代表,在《说文解字注》中,他没有对“从口丩声”提出异议,同时认为“句曲”是其本义,“章句”之“句”是后起义,取其“稽留可钩乙”之意。其二,可以朱骏声为代表,他的《说文通训定声》在“句”字的释义方     

汉武帝的“神道”观与“政道”观

在社会实践中,汉武帝刘彻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他的心理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将对“神仙之术”的热切追求与对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巧妙地揉合到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求神之术”与为政之道。祈求长生不老,可以说是每一位封建帝王的愿望,但象汉武帝那样对“神仙之术”达到痴迷程度的并不多见。表面看来,他对“神仙之术”的痴求是荒诞不经的,如果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内心世界来探究,这种心理状态与其改变统治策略的现实行为之间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政道”观总是通过“神道”观表现了出来,而实质上,“神仙之术”只不过是实现他的统治的神秘外衣。     

略论“不拘儒者之节”的“通儒”马融

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又“生性任达,不拘儒者之节”,在这两面之中所蕴含的个性特征需要我们去深刻体认,以达“了解之同情”,而其在当时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有追寻的价值。马融此种双重人格揭示了东汉中后期社会思潮已经由经学向玄学潜行,马融一生的奇异行为正是反映这种变迁的表象。因此,马融不仅是两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人物。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注释质疑

《鸿门宴》中“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一句,现中学语文课本注“王之”为“以他为王”,有的文言语法书上也有把它当成动词使动用法的。在教学中,几经琢磨,我以为不妥。译成“以他为王”,是用“之”代“先破秦入咸阳者”。单就选文来看,似乎还通,但从《项羽本纪》全文和《史记》中其他有关文章对这件事的记述来看,我觉得其中的“之”不是指“先破秦入咸阳者”,而是指的“秦”(即“关中”)。     

科学和教育视域下的“钱学森之问”求解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在临终时对中国教育前景的担忧被提炼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样，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钱学森以他的求学和教育科研经历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发展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才能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人才。     

“南方历史的负担”：奥康纳与“他者化”的南方性

一直以来,评论界给弗兰纳里·奥康纳贴上的“南方”作家标签掩盖了作者对“南方性”的反思与阐释,有关南方性含义和来源的讨论亦层出不穷。鉴于此,本文首先试图对南方性进行“谱系学”式的梳理,聚焦于南方性的“他者”意蕴,并认为奥康纳觉察到且排斥非南方人为南方性强加的他性内涵。其次以20世纪50年代南方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为坚实依托,通过细读《鹧鸪镇的节日》和《临终遇敌》,指出作家虽看似反对南方小镇排斥异己的集体无意识,但实际上批评了年轻一代为摆脱他者身份、回归美国标准而忽视家族传承和否认南方文化历史的行为,同时认为奥康纳表达了对南方历史沦为庸俗文化表征和盈利手段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