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及制度差异对 FDI 的流动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历史经历及加入相关组织对 FDI 流入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不同国家具有显著差异。在高、中收入组,FDI 更多的受“市场”因素驱动,而在低收入组,FDI 存有依赖“政府庇护”寻求发展的“非典型化事实”;与高收入组相比,FDI 在中、低收入组具有更为明显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方面,认为FDI之所以能影响东道国的制度变迁,在于外资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及东道国为了吸收和发挥外资作用而对其区位优势进行的改进和完善.具体来看,FDI本身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它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作用必然受制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和其他制度变革程度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FDI促进了中国的制度变迁.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28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分析

通过DEA-Malmquist方法测算28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我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2000—2011年28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对外资的技术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FDI引进规模存在最佳阈值。(2)东道国自身的研发实力、产业政策和外贸发展程度也会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即东道国企业外贸活动越多越有利于FDI的技术溢出,而企业过高的外部融资比例和科研活动经费支出都将降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自雇创业还是雇佣就业——基于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考量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分别以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了女性就业选择的收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相较于雇佣就业，自雇创业对女性收入波动的处理效应更显著；当收入阶层相近时，禀赋效应是女性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组间收入差异的主导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就业选择差异会引发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低收入阶层的要素禀赋效应显著为正，仍无法摒除劳动力市场对该阶层自雇创业女性的歧视效应；但在中高收入阶层中，自雇创业女性群体能够通过自身禀赋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就业选择差异引致的歧视效应弱化。     

FDI引致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路径

理论上,FDI流入会对发展中东道国产业发展核心要素形成引致效应,并进一步通过资金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制度变迁的作用路径,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但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能否在发展中东道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实现,健全和完善必要的政策措施尤为重要。     

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受到各种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难以完整的评价FDI的就业效应。基于"两缺口"模型、投资乘数原理、就业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对FDI就业效应的定性研究及影响机理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增加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具有积极的就业创造效应。建议东道国通过调整本国的宏观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就业水平。     

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不同投资动因的理论分析

借鉴实物期权理论,通过构建汇率和FDI的简单模型,研究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尤其是对不同投资动因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模型证明了汇率的不确定性对东道国FDI的流入有负面影响.另外,东道国货币贬值可能会增加成本导向型的FDI流入,贬值可能会减少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东道国外资政策演变

在跨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外投资的动因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重点。而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则是根据学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结论而发展变化的。东道国外资政策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激励性的优惠外资政策;投资促进性政策;强调产业关联性政策。研究显示,执行与出口促进贸易政策相一致的FDI输入政策的东道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比较成功,而执行与进口替代相一致的FDI战略经济体则没有从FDI获取太多利益。     

国际直接投资、制度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协方差分析法,实证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FDI）、制度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联系的规律,得出单独的FDI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不明显,但通过与制度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的研究结论。论文还对东道国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产生的两种实现渠道进行了研究,提出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安排是FDI产生溢出效应的条件和基础,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制度创新,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从FDI的技术溢出中获取更大收益,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FDI、要素成本与东道国产业发展

论题拓展了James R Markusen（1997）的基本模型，重点纳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对其要素市场的影响，分析了FDI与东道国产业的关联效应以及在要素市场的竞争效应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将通过关联效应和要素市场的竞争对东道国产业发展产生一个动态二阶段影响过程：在初始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将引导东道国发展最终消费品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变动；但在东道国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在要素市场的竞争加剧将阻碍东道国产业发展。     

FDI理论与投资促进政策研究

在跨国公司FDI的决定因素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属跨国公司所有,而区位优势则属东道国所有,这就使东道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在全球竞争日趋激励的环境下,各国竞相通过投资促进政策来吸引FDI,以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目前的投资促进政策主要是促进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商业关联.     

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述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直接投资(FDI)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东道国获取新技术和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对东道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技术溢出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这种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引力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市场规模渠道影响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以及引入交互项分析投资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国的双向FDI具有协调发展性,东道国的IFDI流量的增加促进其OFDI的增加,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中国OFDI和IFDI的增加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且具有国家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主要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和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来促进中国双向FDI流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上升增大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加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增加与成员国之间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市场、电子商务和规章制度环境等方面条例的签订;要加强本国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环境等建设,提高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     

试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仲裁机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首次引入的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对完善投资保护制度及促进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其设置的磋商程序有利于争端的协商解决以及东道国利益的维护。但是,其弊端表现在全面接受ICSID管辖权以及宽泛定义＂投资＂、准据法难以确定、对仲裁裁决监督等方面。投资仲裁机制有必要在实践中得到逐步的改进和完善。     

个性特征对投资能力的影响

从投资者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界定投资者的投资能力,通过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能力来规避风险,根据2007年中国证监会及国信证券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讨论投资者的不同个性特征如何影响其投资能力,并且分析这一关系是否存在学历差异、收入差异及入市时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学历、收入及入市时间是影响投资能力的关键因素,高收入及入市时间长的投资者投资能力具有一定的成熟性,而未入市或入市时间短的低收入投资者的投资能力较差。这些经验发现可以为我国投资者教育的开展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论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影响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其波动对居民的经济福利会产生影响。运用中国1995～2010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IDS需求系统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借鉴Minor＆Goletti福利效应模型,测度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福利效应,粮食价格下跌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0．52％、0．32％和0．19％。而粮食价格上涨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一0．14％、一0．74％和一0．4％。基本结论是：粮价上涨,城镇居民福利损失,粮价下降,城镇居民福利改善。由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等级增加而逐渐降低,粮食自价格弹性随收入增加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大于中、高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通过完善价格补贴制度等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水平。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基于双边贸易成本的研究

出口农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农产品出口的长远发展。基于双边贸易成本的视角,利用中国与127个贸易伙伴847种农产品的数据,运用回归反推法测算了中国出口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呈波动上升趋势,且贸易自由化总体上可显著促进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提高,但对出口到不同收入组国家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到埃塞俄比亚等低收入组国家农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对出口到孟加拉等中等偏低收入组和日本高收入组国家农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次之,对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偏高收入组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反而具有阻碍作用。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FDI规模在发展中国家的逐渐扩大,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加重大,其中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影响备受关注,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笔者将众多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和梳理,认为基于宏观层面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就业影响是积极的,这种积极的效应不仅体现在就业总量上,还体现在通过外溢效应对发展中东道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及对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建设上。但还应看到,由于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区域、方式、动机及外溢效应发挥的差异性较大,加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及宏观经济政策有其特殊性,因而基于微观层面上,外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就业影响是呈复杂动态发展的,无法给其以唯一而确定的研究结论。     

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特征及启示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收入来源、收入阶层及区域3个维度。在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进而逐渐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对增收贡献度最大的收入来源;在收入阶层方面,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长偏慢,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增收动力结构差异明显;在区域方面,各地农民增收动力结构呈现出不同模式,收入增速地区差距较大并由此影响到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性特征的形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农民自身禀赋、“三农”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既能总结农民增收的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农民增收中存在的财产性收入贡献度低、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今后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增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