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道德理想与道德理想主义

道德的基本特性是主观性。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道德与自我意识分不开,另一方面,道德与主体的实践经验及情感意志分不开。而道德理想主义是道德的越位,也是道德的"不在场"。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之所以都遭失败,就在于它把道德理想与政治实践直接挂钩,通过道德理想的意识形态化（或宗教化）从而既从形式上背离了道德,也最终在内容上发生了道德的异化。当然,道德理想主义由于它怀着对道德或道德理想的始终关注,因而也有它强盛不衰的魅力。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毛泽东的道德理想主义

毛泽东深受儒家传统“内圣外王”理想模式的影响，尽管“内圣”与“外王”的具体内涵不同于传统儒家，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注重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改造主观思想世界，并由此导致外在客观世界的改造，即内圣则外王，内圣是外王之本。但这种理论过于理想化，在实践中也一再碰壁。     

和谐社会的道德人格支撑

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阶梯。而健全和谐的道德人格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基础和精神支撑,它的基本要求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和谐、规则意识和自律意识的和谐、自主意识和宽容意识的和谐、传统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和谐。     

先秦礼乐文明与孔孟道德理想主义

先秦礼乐文明未必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所有思想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但孔孟道德理想主义的必要条件却是先秦礼乐文明。正是由于对这一必要条件进行了合法化认同和创造性转换，孔孟比其他先秦诸子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职务犯罪预防应走出道德理想主义的泥潭

道德教化对预防职务犯罪无疑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站在人性善的角度上将道德教化的作用绝对化和万能化,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的泥潭,将使职务犯罪预防的收效甚微。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是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应着眼于人性恶的假设,从人性恶出发,用民主法制建设去遏制人性的弱点,以达到从根本上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     

天作为道德形上根源的演变与困境

天在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人格之天、心性义理之天的演变,并一直作为道德原则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而存在。近代以来,自然之天对它们的存在地位造成巨大冲击,展示出天作为道德合法性基石的深层理论矛盾,认识这一矛盾为深入思考道德重建的可行性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张力——论道德的目的、动力、价值

道德的价值是功利的还是精神的?它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还是对“为善而善”的形上追求?本文从道德哲学发展的历史入手,分析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功利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并阐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两种道德观各自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恰当地把握好两者的张力,对道德理论自身的发展及发挥道德的社会价值均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学术思想、文化意识诸方面皆呈现出与宋前社会不同的特点,并为后世所承继.主要体现在封建租佃制代替庄园农奴制;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发生明显转化;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皇权--士大夫"体制取代"皇权--吏员"体制.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

儒家伦理是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结合体。前者是儒家伦理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后者是儒家伦理面临现代挑战的导因。在现代情景中，有条件地发扬道德理想主义使得儒家伦理具有了某种现代价值，而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时代吁求又要求重构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规则。儒家的现代命运因此需要分析地而不是笼统地看待。     

北宋时期汴河的历史作用及其治理

汴河最早渊源于东汉汴渠、魏、晋、北、魏、隋、唐。历代都对其有所整治。安史之乱后 ,藩镇割据 ,五代汴河遂多年失修 ,到北宋已是淤积多害之水。汴河对于首都汴京有重要意义 ,北宋政府对汴河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治理后的汴河在运输、农业灌溉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

从移民史来看,现代四川方言可以上溯至元代,宋以前则难知其详.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述考证宋代四川方言状貌.从大量宋人文献中索隐钩沉,查明宋代四川方言11条语音特征以及宋人对四川方言的2种称谓,从而对宋代四川方言有了一个可信的初步认识.     

宋代晁氏家族文化及其时代特点

宋代家族普遍重视亲族友爱、重视科举、重视文学培养、重视图书积累、嗜学、博学等,打破了六朝世族对文化的垄断,形成了新的时代特点。晁氏家族在这些方面获得的综合成就,既在宋代文化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又体现了晁氏家族自身的个性。     

北宋历史琐闻笔记观念简论

历史琐闻笔记创作在北宋极为繁荣,产生了近四十部作品,而且其作者大多是北宋知名文人、学者和政治家,比如宋庠、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北宋笔记观念跟前代相比,在目录学著录、虚实观念、创作观念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变化,已经逐渐摆脱了与小说故事类笔记相混的状态,注重真实性,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内容特点,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历史琐闻笔记得以在北宋逐渐成熟、定型,并作为一种范型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笔记创作。     

宋代商税法律制度及历史借鉴

宋代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商税法律制度。宋代商税法律制度在商税的征收机构建立、相关立法、禁止非法增收商税、重惩商人偷税漏税、临时的特定减免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宋代财税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宋朝的统治者注意把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颇值得我们现代的税收制度借鉴。     

宋人笔记中科举史料的辨正价值初探

由于宋代文人拥有丰富的科举经历,在创作的笔记类作品中,有较多他们亲见亲闻的科举题材,而宋代文人中普遍的的史官意识,使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及补史价值,还有对科举史料的辩正和对科举制度源流沿革的辨析,具有较高的史料辨证价值。     

试论扬雄在宋代历史地位的变迁

扬雄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在宋代表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他“宗经”“征圣”的复古主张被宋初的士人所推崇, 淡泊自守以著《玄》的品格为宋人所仰慕, 而同时他文必艰涩的文学主张为宋代的文学家所诟病, 屈身事莽的行为为宋人所痛批, 人性善恶混说也受到宋人的指责。他的历史地位随着宋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 有一个由圣贤到贰臣的转变过程。     

宋代《史记》人物史评与诗评之比较举隅

《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史记》进行的补、订、注、评上,用诗歌形式研究《史记》被研究所忽略。其实,史评和诗评《史记》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宋代苏轼的史论章《留侯论》和王安石的诗歌《张良》可谓史评与诗评之代表,从二之比较可以看出：诗评《史记》的成果不亚于史评,二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宋代理学对美学思维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美学的影响是一个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思想史现象,它是从思维这一基点上,具体从以下层面上发生的:本体性、心态学、体认方式、思维结构。宋人的审美目光不是专注于外在的形体、状态,而是内在的神理、涵质。审美思维的调整,使得审美的走向出现新变。思维的内敛性,回归师心论,完成了理学-心学-美学的建构。以物观物的体认方式,保持了观照的审视态度,对近代王国维的词美学思想发挥了影响。对耦性、对待性思维结构,保持和形成了审美上良好的平衡状态和张力机制,各种门类美学均有具体、鲜明的表征。理学穷究本体,不囿事象,沾溉美学,则是追寻神理、气韵,不以形似为高,而以神似为尚。理学向经学的告别,以一种新的认知理念和方式体认对象世界,成为理学-美学整合的根本基础,从而产生出新的美学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