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基于香港与大陆的比较分析

香港社工以政策倡导者、决策参与者、服务提供者、中介者的角色,全程参与拆迁的整个过程,服务环节相对系统完整。大陆地区社工主要在拆迁执行阶段介入,以拆迁执行人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参与工作,较少参与决策和政策倡导。基于德金行动研究模式理论所建构的拆迁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型包涵工作系统、介入周期、核心任务、身份路径四个维度,旨在将以社会工作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有效嵌入现有一元主体的工作格局中,以实现拆迁社区中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论拆迁救助的社工介入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拆迁矛盾复杂化及其有效化解、拆迁困难群体的妥善安置及科学有效救助,迫切需要实现拆迁救助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而社工介入拆迁救助就成为适应这一需要的客观要求与必然选择。社工介入拆迁救助不仅提升了拆迁救助水平与层次,有效地化解了拆迁矛盾,而且也拓宽了社会工作的领域与范围,促进了社会工作自身发展。其介入方式有体制内介入和体制外介入两种。助人服务的方法有个案方法、小组方法、社区方法、家庭方法和社会政策方法。但社工介入拆迁救助也存在救助的法规滞后、救助的专业水平与实务能力不强、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障碍,需要政府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进行鼓励和推动,进一步完善保护拆迁弱势群体的相关立法工作,加强对拆迁救助工作的宏观协调管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拆迁救助社会工作专业队伍。     

治理视角下社区公共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以广州市S街社区广场噪声扰民问题为例

社区公共问题是社区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需要各种主体共同治理.在治理视角下,社工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开始介入社区公共问题.在S街社区广场噪声扰民问题这一案例中,社工通过紧急介入、确定治理主体、沟通协调、达成共识的介入步骤完成了对广场噪声扰民问题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社工主要扮演着协调者、建议者、沟通者等不同角色,并促成社区公共问题理性解决,带动了社区多元主体治理的发展.这一过程反映了社区治理从传统行政管理向多元治理发展的趋势,但也折射出社区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行动领域、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

当前学界在公共租赁住房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存在空缺。本研究运用社区综合性评估方法,评估了长沙市10个公租房社区的公权力结构和社区管理与服务状况,发现当前公租房社区治理多为行政主导型模式,社区管理与服务存在水平初级化、回应机制不顺、效果欠佳等缺陷。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可从发展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包容、培养个人技能三大行动领域介入,构建以任务群体、社区网络、大众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工作组织模式。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路径可选择为,变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为政府引导机制,厘清政府和社会在公租房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力解决社工等社会力量对政府的依赖问题。     

合作型社工服务项目:高校社工专业师生的角色承担与困惑

江苏省南通市"巾帼挽霞"是一个由妇联干部、高校社工专业师生和社区社团、社区志愿者多支力量组团为空巢老年妇女志愿服务的合作型社工服务项目。基于南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参与"巾帼挽霞"这一合作型社工服务项目的实践,论文归纳分析了高校社工专业教师和学生志愿者在该项目中的多重角色承担以及角色困惑,并提出角色分担、优势参与、角色培养与角色激励四大优化策略。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协同整合：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角色与功能探索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工作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组织承接服务供给是我国社工站建设的基本方向。政府购买服务使社工站兼具了政府、社会的不同属性，成为联结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桥梁。在我国的治理情境中，社工站承担协同的角色，在党建引领下，通过专业能力的发挥起到跨界整合的作用，进而回应福利治理、社区治理、弱势群体服务供给等不同方面的需求。协同整合是社工站建设的统合概念，行政整合和专业整合是社工站建设的两个维度。社工站成为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点，通过多重角色的构建，回应不同主体的要求，逐步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服务单元。     

城市化背景下近郊农村的社区改制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武汉市Z镇改制的调查研究

武汉市Z镇在社区改制中一次性征收村庄和村民土地,并引入第三方参与。在社区改制过程中,Z镇同样存在着征地拆迁、家园重建和组织转型等问题。政府可采用民主的方式完成拆迁补偿工作,采用有情操作的方式实现拆迁补偿工作的平稳展开,按照"议行分设"的原则组建社区的自治机构,通过政府职能延伸的方式实现政府在社区的行政管理,通过搭建平台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并最终实现"改制型社区"的服务外包、政策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间机构运作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以新疆喀纳斯社区为例

从社区的角度出发,综合社区治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相关理论,在梳理新疆喀纳斯旅游区的喀纳斯社区旅游发展历程和商业化表征的基础上,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过程及成效进行分析,以探求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尝试寻找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往往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反抗,引起这种敌意或反抗的原因有三:一是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不能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经济收益落差.二是缺乏有效的协商沟通机制,社区及主管部门的意见不能有效沟通.三是社区过度关注经济利益,旅游管理部门“管制”角色明显,社区治理难以形成公共利益基础和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政府介入配合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才能保证社区治理旅游商业化的有效性.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镇社工站的“悬浮”困境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为减轻基层政府治理负担,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在相关政策引导下购买社会服务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当下基层乡村治理新方式。基于M市6个乡镇社工站的调研发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任务与行政负担并存,乡镇将一部分繁重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乡镇社工站身上,任务转移并未实现权力下放,基层政权仍“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基层服务也“悬浮”于村民之上。由于乡镇社工站缺乏治理自主权,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较依赖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呈现出“脱嵌”的乡村治理形态。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赋能乡镇社工站,以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破解当下乡镇社工站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资源悬浮与服务悬浮困境。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优化成长环境 培育专业社工

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始终把加强社工队伍建设,提升社工队伍能力作为社区治理的抓手,连续10年开展社工队伍建设月活动,通过弘扬社工精神、传播社工理念、宣传社工典型、扩大社工影响,提升辖区居民对社区工作的参与度、知晓度和认同度。今年4月,东直门街道以社工队伍建设月为契机,以“抓队伍、打基础、树形象、创一流”为主题,采取理论与实践、课上与课下、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方法,有学有考、有比赛有辩论、有参观有实操、有展示有拓展,着力培养一支有创造力、有责任心、有实务能力的新时代社工队伍,激发广大社工履职担当、爱岗敬业、主动作为的动力,形成比、学、赶、超的工作局面,为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专业人做专业事” 解决三无小区难题

近年来,湖南省张家界市创新治理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导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解决“三无”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难点、堵点。2022年,张家界市民政局引进成都社区行动公益发展中心、永定区社区行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后文简称“社工服务中心”)介入崇文街道南正社区东苑新村小区。     

现阶段社工对青少年社会化偏差矫正的介入机制探究

在现阶段社工介入纠偏活动中,纠偏工作的运动化与缺乏长效机制、对于潜在的偏差群体的忽略,导致对社区青少年进行纠偏治疗存在不少问题。在此,重点研究了对准社区青少年这一潜在群体的纠偏的可能与方法,提出社工介入的工作应重视对于潜在人群偏差行为的预防。同时从成因角度进行了辨析,认为,不存在没有压力的青少年,只有压力畸形的青少年,而预防工作是最好的纠偏治疗,介入机制也应从运动化解决问题转为重视预防。     

契合与张力:社会工作机构能力建设的场域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从政治承认、需求推动等方面为社会工作机构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社工机构的发展状况已成为其能否有效顺应社会治理转型、满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的关键。现有发展场域下,社工机构虽已获得了身份承认,但实践中尚存一定局限,诸如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社工机构尚未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机制,购买服务的政策场域尚未理顺,政策试点的负面效应尚需有效控制等。故以场域优化促进发展已成必然,需要改变社工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资源分配结构、制度安排体系和惯习系统,增进合作,以促进其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     

政策介入、社区类型与#br# 社会组织行动策略#br# ——基于上海爱芬环保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案例的历时观察#br#

摘要： 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组织因其在实现社区垃圾分类有效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广受关注，但现有研究对社会组织究竟如何开展社区垃圾分类仍缺乏深入的揭示与归纳。从政策介入与社区类型两个维度构建出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并以过程追踪方式对爱芬环保介入的四个不同类型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及选择逻辑。研究发现：（1）相对于政府的强制性，社会组织的柔性和灵活性更能够在社区动员中不断调适其行动策略来适应不同情景，进而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垃圾分类；（2）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经历了从说服、参与、赋能到授权的转变，在参与方式和内容上发生显著变化；（3）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具有权变性，受政策介入和具体情境的双重影响。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社区社会组织"绿主妇"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社区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在大量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中,性别视角很少得到关注,这与社区中活跃着大量的女性群体的现实不符.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绿主妇"这一由女性主导、致力于社区生态环保的社会组织的案例研究显示,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为女性开辟了充足的参与空间,而女性以其特有的性别角色优势、不可替代的特质以及柔性的工作策略等,也改变着社区治理的格局.在这种双向的促进中,女性成功进入社区、获得权力并对社区治理效果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使得女性群体从社区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     

"社工"城镇化角色分析——基于九星村城镇化问题调查

城镇化与"城镇化问题"相伴而生,探讨社工城镇化角色定位及角色实现方式的目的,在于尝试构建双赢格局:社工成为化解"城镇化问题"的重要抓手,城镇化为社工开辟新的工作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社工城镇化角色的成熟与实现程度跟"城镇化问题"的规模和程度相关,也跟社工的开拓意识、创新能力和努力程度相关.     

社区矫正工作的小技巧

在社区矫正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介入?需要什么样的技巧?从哪些方面入手更能让矫正对象接受?笔者走访了一些专业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他们认为,只要用心,就能发掘出工作小窍门——多聆听适当"扮无知"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有着助理社工师资质和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的中心专业社工陈承惠介绍,因为矫正对象的特殊性,所以服务的开展有别于其他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