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及实质

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行为,从而达到理解与沟通。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自人类学产生以来,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方法经历了几个阶段,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转变。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及其当代启示

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收集第一手人类学研究资料的新方法--参与观察法.他一生非常重视人类学田野调查,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文化的调研、墨西哥农民集市的调研等都是著名案例.他善于采用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调研社会制度的功能主义方法及其它多种多样的方法.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当代意义和启示是:(1)倡导一种积极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做一个守株待兔式的民族志者;(2)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调研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3)坚守对学术求索之路的严格要求和自觉自律的人格品质.     

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关系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存在诸对矛盾关系其中,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矛盾关系是诸对矛盾关系的集中体现.而研究者动态地调整与调查对象的关系,保持与调查对象之间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扮演一种界于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中间人角色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类学的田野实在问题

无论表现如何不同,人类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认识对象.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认识的特殊性在于它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田野作业的基础性使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性与实证性得到充分强调.与此同时,它也可能让研究者陷入未经反思的"实在论承诺".人类学表层实在、深层实在、关系实在和解构实在4种实在观的变更脉络,为人类学实在观的建构与反思创造了必要的认识论语境.     

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

科学技术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一是缘于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二是受到科学社会学研究新范式的推动。文章考察人类学家、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研究工作,综述国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状况,阐明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是研究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现象,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章最后就我国开展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工作范式的转换、研究科学技术人员的参与以及其他有关问题,提出了若干看法。     

田野调查与相关艾滋病问题研究现状的回顾

自艾滋病在我国流行开来,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直面这一现实社会问题,深入田野运用专业知识开展不同形式的田野调查研究。本文拟对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艾滋病感染者的主体性、适应性以及社会支持系统、艾滋病高危群体亚文化等三个方面的新近田野调查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以期达到梳理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并讨论后续艾滋病田野调查研究的可能方向。     

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史上充当了要角。1928年,他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派,率队赴云南调查罗罗。这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但史禄国惧险,仅留在昆明作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其表现引起中山大学同人的不满与质问,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聘作,因此他改为由中央研究院单独聘任。此事牵涉的并非仅仅是人事纠葛问题,更揭示了民国学人当时对诸如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认识存在个体差异。尽管许多学人的治学观念已有所转变,但在具体实行时,仍然难以摆脱自身固有知识的牵绊,导致学术认知与实作两难的境况。     

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

戏班是一个独特的人类演艺群体,其深厚的历史沉淀和丰富的文化含量,是戏曲和人类学研究的巨大宝库,但学术界历来缺乏对其作应有的关注.20世纪以来,戏班研究逐渐升温,并以2000年为分水岭形成文献考据和田野考察两大趋向.21世纪以来,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改变了长期以来戏曲研究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开始从底层、大众和草根的视角,关注戏曲的民间生存状态及其与宗教祭祀和乡俗礼仪的关系,为传统的戏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空.     

走向民间、走向田野的审美人类学

中国的审美人类学是在对中国美学的反思中诞生的,有着鲜明的“民间意识”、“语境意识”和“田野意识”。它主张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关注中国民族民间丰富独特的审美创造活动和艺术,以改造传统美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精英主义倾向,恢复和激活美学对民族审美传统和当代文化发展的思考,增强美学解决本土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并使美学的抽象思考建立在扎实的人类学的实证调查和丰富材料上,使美学研究既具有超越品格,又具有现实情怀和实践精神。     

分歧中的和谐——奄古鹿拱北的人类学调查

"拱北"信仰在中国穆斯林中广泛存在。位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奄古鹿拱北却独具特色,不仅为回、撒拉、东乡、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所信仰,而且还为藏、汉、土、蒙古族等非穆斯林民族所崇信。各种信仰形态虽然各异,但又共聚一室、和谐共生,这种独特的现象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详尽记录奄古鹿拱北现象的各个层面,并探讨了奄古鹿拱北现象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和现实意义。     

明代滇西边疆研究述评

文章从政区设置、边疆经略、民族史等方面,对目前学术界对有关明代滇西边疆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述评,对研究新动向和视角进行了总结.认为从地方、中央甚至周边关系的多重视角研究边疆地区,可以发现边疆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并发现这种互动关系对边疆社会变化的推动作用,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滇西边疆的发展与形成的历史.     

一部开创性的云南抗日战争史研究著作——《云南抗日战争史》评介

云南抗日战争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抗战史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课题。作为国内首部关于云南抗战史的研究专著,《云南抗日战争史》全面展示和论述了云南抗战史的丰富内涵,正确论述和揭示了云南抗战史的历史地位,客观地揭示和论述了抗日战争对云南地区社会进步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云南抗日战争史》内容完整,资料翔实,论述严谨,结论允当,不仅填补了云南抗战史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也是迄今关于云南抗战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     

旅游展演艺术研究述评

在旅游业中生成的旅游展演艺术,是各种地方性文化旅游中文化变迁的表征,目前学界主要在旅游人类学和民族文化学视野对其进行阐释。无论其作为“传统”文化还是“发明”的“传统”,或是其中表现的“意识形态”与地方性“认同”、“真实性”以及“互动协商性”,都未能很好地呈现其与一般文化现象的不同及其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具体关联,艺术人类学“回到生活”的“行为研究”和“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理念方法无疑为其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学科视野。     

孔继汾研究述评

孔继汾(1725—1786年),孔子六十九代孙,清代曲阜孔氏家族中最著名的经史学家之一,在孔氏家族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孔继汾著述鸿富,生平著述至少有十六种,学术研究领域广阔,《阙里文献考》与《孔氏家仪》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研究孔氏家族史学与孔氏家族礼学。总体而言,孔继汾的学术成就非常高,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已有的研究基本厘清了一些问题,如孔继汾的生平、仕途、著述、所涉文字狱、学术价值等一些问题。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其著述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许多遗著尚未点校、辑佚、出版,缺乏与其同时代学者的比较研究,缺少对孔继汾生平与学术成就的全面评价,新史料如孔府档案等有待深入挖掘与利用。     

六十余年黎语研究述评

黎语是壮侗语族黎语支中的一种重要语言。经过近六十年的研究,黎语已划定五大方言区,对每一方言的语言内部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并厘清了彼此之间的异同;黎语的源流与发展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展现,黎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现已展开。但是,目前的黎语研究重语音,轻语法与词汇,更多的黎语方言土语的调查和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研究尚待开展。     

十七大以来理论界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述评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前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七大以来,国内理论界围绕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丰富内涵、目的意义、途径方法以及其他问题开展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总体上看,仍需在基本理论、历史比较、方法更新等方面拓展空间,不断深化研究。     

绿营兵研究述评

绿营兵研究始于清咸丰年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有了较大发展。百余年来,学术界从绿营兵整体、分布区域以及军费和俸饷、名粮、马政、汛塘等专题方面对绿营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今后,应从整体上比较绿营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营制和兵额变化,加强汛塘制度等薄弱专题、绿营兵与八旗兵关系、绿营兵作用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利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滇西北怒江流域巴尼人研究述评

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自20世纪50年代被识别为白族支系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巴尼人建国前后的社会发展水平、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展开了诸多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自此之后,关于巴尼人的研究并未随着巴尼人社会历史变迁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对巴尼人的研究状况进行述评,有助于对巴尼人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曾子研究综述

曾子是孔子晚年最杰出的弟子之一,他既是孔子学说的主要传播者,又是思孟学派的开启者,在儒家文化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学术界对曾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世、生平、著作、孝道思想、学派等方面,随着郭店楚简、上博简的出土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对曾子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了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