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理论的几个问题--国家、意识形态与控制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从理论上弄清楚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弄清楚国家如何利用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界和社会,控制人的意识等问题,具有非常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基础,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唯物史观的理论前设及其启示——兼论将实践哲学原则进行到底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早已深入人心。但唯物史观存在着两个“理论前设”,且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我们应当调整或者改变唯物史观的叙事方式,创新社会工程哲学,将“实践”范畴具体化、历史化、工程化,把生态学语境和社会工程思想引入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原则进行到底。     

社会经济形态和时代演进轨迹透视

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观点值得商榷。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是分属不同理论序列的两个概念,不宜相提并论。从多个角度历史地纵向划分社会经济形态,有三大序列,分属三个经济时代。当今社会经济形成了多种经济形态交织、融合发展态势。我国处在以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流的,迎接知识经济,融合精神经济等经济形态因素为特征的智能自觉时代这一社会经济历史新阶段。诚然,这一社会经济历史新阶段的发展、完善还需要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     

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

什么是环境史?如何研究环境史?对于这类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认识。有关环境的研究大体有三类,即: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尤其值得重视。环境史研究与第一类研究和第二类研究的关键区别分别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看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历程时,会以一种具有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历史和人事,由此可以领悟环境史研究的“不能”与“能”,并把握它的内在限度和认识特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     

"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意义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 ,对唯物史观一系列范畴和原理的全面深刻理解都关联着“现实的个人”范畴。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地位和意义 :( 1)“现实的个人”范畴关系到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 2 )“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全面深刻认识“社会”范畴 ;( 3)“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辩证统一。     

论社会结构变迁视域中的社会发展

社会结构的本质是历史时间,社会结构变迁乃是历史时间的流动。在历史时间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单元。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有着具体而丰富的表现形态,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具体化地表现为对历史前进承担着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急剧发生的时代,这个主体被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抽象的社会基本矛盾并不能引导发展具体问题的解决,对处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而言,社会基本矛盾往往表现为现存经济体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态,在中国现阶段则表现为体制转型的具体运作。     

中国走向“网络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我们将迎来知识经济时代,也越来越多地生活在“网络社会”之中。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网络社会”既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憧憬,也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挑战包含“硬约束”和“软约束”两个方面。     

唯物史观在理解或消解中的命运--“西马”“后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梳理

唯物史观创立以来,给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一直吸引着思想家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西马”早期代表人物能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甚至能对经典理论进行有益的创新和补充,后期代表人物与唯物史观越走越远。“后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主要是消解与颠覆,其理论“创新”也基本上与唯物史观相背离。我们必须用坚持和发展的态度、严谨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以革新和发展。     

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从“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思想的双重变奏

思想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思想,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它关照着所处自己时代人的“生存境遇”。马克思对现实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不像以往哲学家那种由哲学到哲学的独白式的复调,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问题即对市民社会的关注为解决问题的钥匙。鉴于此,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为问题的切入点,来论析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所实现的双重变奏即由“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这一思想理路,并创建自己的唯物史观,同时也凸显出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建构价值。     

知识经济概念的哲学辨析

在对知识经济概念的界定中,知识经济与知识、高科技产业与经济形态存在较为复杂的内在关系,同时在把知识简单纳入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也会存在相应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知识经济是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论地位;知识经济并不能简单化为高科技产业,更不与传统产业相对立;从社会的历史维度看,知识经济是一种在本质上有别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人类社会的新形态和新的发展阶段;在把知识纳入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必须实现真正的动态分析,并非简单地在静态范式内引入动态变量。     

论江泽民的历史观

文章首先建立了历史观之“体、用”架构,亦即历史观之本体与运用的价值取向。中国中古史观以“天命观”为体,以儒家伦理观念为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体、用”演化：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体,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用;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体,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为用;江泽民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以唯物史观为体,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阐释。江泽民历史观的方法论——系统的方法。江泽民历史观之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背景。江泽民历史观、历史思想之社会实践：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弘扬爱国主义,推进中华民族新一轮的伟大复兴;关注并引导中国史学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以史为鉴;用其唯物史观的“体、用”架构理论来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等等。     

知识经济与图书馆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深化,一个崭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正簇拥着二十一世纪向我们阔步走来。与今天工业经济时代的图书馆相比,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弄清楚这些问题,对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养训练与提高,将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知识经济的特点出发,试就上述问题作一些初步分析。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处理、传播和应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增长主要…     

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机遇与挑战的两个核心问题的思考

知识经济已现端倪,人类将于２１世纪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实现现代化与跨入知识经济时代需同步进行,要在５０年的时间内,实现两位一体的双重雄伟历史任务。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我们不得不思考知识经济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更...     

跨文化交流在历史发展中的定性和定位问题

“跨文化交流”作为目前全世界范围的人类文化行为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一种社会基本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基本形态转变的时代。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习惯于把现有的社会基本形态称为“文化”。所谓“跨文化交流”在今天一方面指的是现有社会基本形态的成员为维护自身存在而进行的努力 ;而另一方面客观实质上指人们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为建立一种新的、大于现有社会基本形态的社会基本形态而付出的努力 ,因此也将成为新社会基本形态的组成部分。     

论精神生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唯物史观与三种生产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史就是人类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历史。马克思在研究生产范畴的一般规定时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页数)。“广义唯物史观”的“生产”范畴,较经济学和狭义唯物史观的生产范畴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包含三个内容:人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所谓生产,首先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和种的延续活动与过程,它又包括人们为满足物质精神需求与其他     

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

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一直是遵循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运行的。实际上,这是经济史观。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人对"唯物史观"提出质疑,认为把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了。历史科学的理论不是结论,而是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取向和视角,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应从多角度去观察。事物具有多面性,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冒昧地试图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历史发展,从而对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兹就教于史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