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刑罚轻缓化——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惩罚和预防犯罪依赖于刑罚,而要确保刑罚体系的有效运转,就必须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刑罚结构。通观目前我国的刑罚结构,明显体现了重刑结构的特点,但这种重刑结构却日益显现出弊端。因此,调整我国的刑罚结构,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势在必行。经过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重刑结构向轻刑结构转变、实现刑罚轻缓化将是未来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论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刑罚意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刑罚目的的不同追求直接决定着刑事制裁方式的选择。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加重犯罪所需要的成本来制止犯罪,从而得到最佳的刑罚效益。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刑事制裁方式,以最合理、最小量的刑罚成本投入,最大限度获取刑罚效益,始终是一个难题。从刑罚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刑事司法活动成本减少、效益增大,进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     

论佛教刑罚观对中国传统刑罚理念的影响

佛教在管理僧团过程中形成以忏悔、刑罚为主的教育处罚观,又在信仰层面形成地狱处罚观。基于佛教基本原理,其对世俗刑罚观采取严格审视的态度,形成刑罚设置的否定主义、刑罚目的的预防主义、刑罚功能的怀疑主义等特征。佛教刑罚观轻缓化的倾向,也曾一度通过高僧的政治影响、统治者的认同等途径直接影响到世俗刑罚的发展,死刑的转型乃至唐代废除死刑的实践,以及赎刑的转型、髡刑的消失、行刑制度的变化等莫不受其影响。同时,佛教的地狱处罚观也有推动世俗刑罚严酷性的一面。     

论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论纲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是由其理论渊源、规范体系、执行保障体系和执行监督体系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保障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有序有效运行的载体和依托。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运行状况决定乡村治理效果,探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问题,不应盲目追求其形式上的系统化和完美程度,而应在增强其内在动力、活力和效能上下功夫,促进乡村治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相结合,并以充分展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及其满足乡村治理实践要求的适用性和紧迫性为前提,牢牢把握循序渐进的乡村治理规律,有序推进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概念及其体系——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二

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就体系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学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以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和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设计。     

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文法体系

:在中国近代文法体系建立过程中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开山之作 ,但其中仍存在一些缺陷。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是继《马氏文通》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文法著作 ,其根据西方文法 ,对词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它对《马氏文通》在诸多方面有了继承和发展 ,主要表现在 :继承和发展了《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 ,并使之逐渐稳定下来 ;继承和发展了《马氏文通》的研究方法 ;继承了《马氏文通》研究对象的古典性 ,语言更为明白晓畅 ,清浅宜人     

毛泽东“两论”与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不仅即时地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两论从革命实践到理论总结的创新模式,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空间。然而,国内外有关两论的创新争论告诉我们,要建立与我国国家地位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需要实现理论研究与创新模式上的转向,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又要具备世界视野,从实践先行、理论滞后到实践与理论并行,并加强对理论制高点的把握。     

试析我国现行广告法律规范体系及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于1995年2月1日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广告法制建设已经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十几年来,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广告法律规范体系.这对于规范广告活动、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加,广告行业的飞速发展,我国现行广告法律规范体系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便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广告市场秩序的相对混乱,更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现行广告法律规范体系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亟待进一步调整、修改和完善.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对中国封建社会刑罚适用的认识与思考

中国封建社会的刑罚 ,由于其相同性质的社会制度 ,不同朝代可以传抄、沿用。而社会主义必须彻底废除旧刑罚 ,创立新刑罚。但是 ,不管旧刑罚还是新刑罚 ,作为法律文化 ,它们之间必然有着历史的联系。社会主义的刑罚适用在法律文化方面对封建社会刑罚适用有批判地继承和创新 ;社会主义“法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对封建社会“刑礼并用”治国方略有批判地继承和创新 ;封建社会严惩贪官污吏为我们反对腐败提供了历史经验 ;封建社会对死刑的慎用对我国改革死型制度也有所启迪     

略论晚清法律制度的近代化

始于晚清的法律制度近代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的近代化是通过调整旧法体系和构建新的法律体系来完成的,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法律意识的进步。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清代"禁留地"的开垦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影响

"禁留地"是清初沿晋、陕边墙以北划出的一块东起山西偏关关河口,西迄宁夏宁城口的长条形禁地.清以来对该地的开垦促使鄂尔多斯地区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因蒙民失地而汉民得地,引起了蒙汉纠纷和民族矛盾,特别是蒙汉间的争地矛盾时有发生;此外,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垦种植加快了鄂尔多斯地区沙化的步伐.     

试论唐代笔记小说中亲属称谓语的外化

亲属称谓语的外化指用亲属称谓语称呼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人.这种用法在唐代笔记小说中使用频率较前代增加,使用范围上也有所扩大,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一定的特点,为后世亲属称谓语的外化开辟了道路.     

唐宋时期安置刑的发展变化

安置作为惩罚皇亲国戚和高级文武官员犯罪的手段出现于唐代,在唐代,安置作为流刑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主要适用于宗室、驸马等皇亲国戚。到了宋代,安置刑得到广泛使用,高级文武官员犯罪往往被安置外州。宋代安置刑的广泛使用表明宋代对于官吏犯罪的处罚力度与唐代相比大大降低。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     

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的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

在介绍教师职务聘任制的由来及发展路径的基础上,阐述了教师职务聘任制的必要性及主要内容,指出做好聘任制必须做好的几项基础性工作,分析了实施聘任制会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主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