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五部与统一的民族和国家

高句丽五部是在朱蒙立国前后以桂娄部为核心联合其它四部而形成的,但为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在五部的墓础上仿中原五方土制建立民族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高句丽同出于貊的夫余和百济也都实行五土制,而各有其特点。五部制与高句丽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密切关联。这种制度随着高句丽奴隶制的改变,进而发展的“五褥萨”制,与后来东北的渤海、辽、金所实行的五京制当有历史的渊源关系。 一、五部的来源与形成 高句丽五部的来源最多可以上濒到朱蒙南下立国时。对高句丽五部的来源及其形成的研究,过去尚很少涉及。《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这可以作为探讨问题的一个线索。这些“贵人之族”, 当然是朱蒙所注重,尊敬和联合的主要对象,而这些“贵人之族”也一定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割据政权 ,它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而它的疆域的扩展自然也有一个变迁过程 ,因此 ,对高句丽疆域的沿革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 ,对深入了解高句丽历史来说是颇为重要的。一、高句丽五部疆域的形成学界有一种说法 ,认为在朱蒙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 ,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 (五族 )” ,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 ,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 (五部 )” ,“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 ,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     

高句丽族源研究

高句丽的族源是多元的 ,其最早的源头应是青铜时代的高夷 ,而高夷既不是秽 ,也不是貊。作为以秽人为主源的夫余人以及青铜时代延续下来的貊人残部 (小水貊、“貊国”遗裔、梁貊 )也是高句丽早期的重要族源 ,但最早演变为高句丽族的应是分布于今富尔江流域的古高夷人。至于汉族 ,自高句丽开始形成时就是其来源之一 ,在高句丽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汉人融入到了高句丽族之中 ,从而汉族成为高句丽的最大族源。此外 ,融入高句丽的还有沃沮、肃慎 (挹娄 )、鲜卑、契丹、百济、新罗等族。值得强调的是 ,高句丽族的形成同古朝鲜并无多少联系 ;无论是箕氏朝鲜还是卫氏朝鲜 ,在地域上同高夷以及后来的高句丽五部皆不相重合 ,古朝鲜的先人良夷在青铜时代同高夷和貊人存在的空间皆无相同之处 ,而当高句丽族形成之时 ,卫氏朝鲜已为汉武帝所灭 ,古朝鲜族大都融入汉族之中。     

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山城

从民族考古学上考察高句丽的城市考古学 ,其“城邑制度”的形成与山城的出现 ,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对高句丽山城及其形成规律的研究 ,应当成为高句丽古城研究的中心环节。本文作为《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的姊妹篇① ,拟重点考察在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下 ,其山城建筑中有别于中原城市考古学的特殊规律及其与“城邑制度”的关系。一、高句丽“五部”的形成与发展是其山城布局的基础高句丽“城邑制度”与山城发展的关系 ,从高句丽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过程通观考察 ,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 ,其早期“五部”的分布和发展 ,始终是高句丽山城的分区和…     

集安在高句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遗产表现

集安是高句丽民族早期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是高句丽王族桂娄部的中心所在。高句丽政权于公元3年自桓仁迁都至此,历425年,这个时期是高句丽政权的大发展时期。之后高句丽政权虽然迁都到平壤,集安作为"别都",仍列高句丽"三京"之一。因此,分布于集安的高句丽文化遗产也就最为集中、齐全和典型。     

高夷、濊貊与高句丽——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先秦之“高夷”即辽东“二江”流域“貊”部说

本文在辨析高句丽起源中的“夫余说”、“貊说”、“高夷说”、“商源说”和“夷、貊、汉”多源并存说的基础上 ,强调了高句丽族源的“主体” ,是辽东“二江”流域从商周时期的“高夷” ,到春秋战国前后的“貊部” ,其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从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上 ,将构成高句丽的族源主体 ,即从先秦“高夷”到“貊”族的青铜文化 ,与公元前一世纪高句丽建国后 ,由夫余南下“貊”地后开始形成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即两汉时期高句丽的“五部”文化 ,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内涵上予以区别     

高句丽地方官制研究

2世纪中叶至3世纪末,高句丽逐渐形成自己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区以外,高句丽共设六太守,太守下辖城宰,城宰管理城与城周围的村。5世纪以后,在高句丽的地方官制中,城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终形成大城辖小城的四级地方行政机构,其长官分别为:褥萨、处闾、可逻达、娄肖,各相当于唐朝的三品、四品、五品、六品和七品官。但高句丽并不存在与中原类似的郡县制度及地方官制。     

白山靺鞨史论

靺鞨是我国东北边疆地区的重要古民族之一。南北朝时期发展演变为七个大的部落,白山靺鞨即为七部之一。与其他六部相区别的是,白山靺鞨一向臣属于高句丽,是高句丽对外扩张战争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高句丽灭亡后,白山靺鞨又帮助粟末靺鞨建立了渤海王国。因此,研究白山靺鞨的形成、发展、演变史,及其与中央王朝关系,与高句丽关系,与渤海王国关系,无疑是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靺鞨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靺鞨民族与高句丽民族的关系。     

高句丽起源的国内外代表性观点解析——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貊”部说

关于高句丽民族起源,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秽貊说、高夷说、高夷—貊部说、夫余说、古朝鲜说和炎黄—商人说等,上述诸说皆有一定问题,包括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诸说之中,高句丽族源主体为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貊”部说更具推断和探讨的价值。     

高句丽“游人”考

高句丽民族是汉唐时期活跃在东亚地区的一支重要民族,在其社会中存在一个特殊的“游人”群体,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包括狩猎业、畜牧业、渔猎业及采集业.“人”与“游人”共同承担国家的租税,两者缴纳租税的内容与数量不同,“人”每人每年纳谷五石、布五匹,“游人”十人每三年纳细布一匹.租税面向整个社会群体征收,根据土地多寡划分为三个等级.高句丽租税的制定充分结合了其自然环境,是因地制宜的体现,反映了高句丽人灵活的经济思想.通过对高句丽“游人”的解读对分析高句丽社会群体构成、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考.     

丘濬的领导观

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堪称一部治国百科全书，其中蕴涵着丰富的领导思想的资源。丘濬的领导观，以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为主线，从君主社会角色的期待，君臣的分权合作，用人和理财等方面，对君主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系统梳理丘濬的领导观，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从"处士"到"议士":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路径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赦令与汉代政治的良性运行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汉代辟谣与舆论危机应对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晚清选官制度的基本特征

晚清之际封建统治者欲挽救日渐式微的君主专制统治，在选官体制上实施重大变革，其内涵颇为复杂。较之传统选官体制，它具有四个明显的时代特征：选官结构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的异趣与趋同，选官内涵基本模式与具体途径的更替与多元，选官原则任人唯亲、唯贤、唯财的对峙与位移，选官实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与背离。     

元代居留江浙行省的西域人

本文通过翔实的资料,详细介绍了元代居留江浙行省的西域人及其活动,说明当时东迁西域人因任职、从商、屯戍,传教等,而广泛地分布于江浙行省,并已颇具势力。     

宋代行政监察的事类探微

宋代为不至于成为残唐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在高度加强集权统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监察制度,而且进一步丰富了行政监察事类,宋代监察工作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衡宰执、举荐官员、磨勘政绩、建章立制、维护法纪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

经比较,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县之"守"、"丞"、"守丞"的职权范围和职责内容不同;查历史文献有关记载与里耶秦简所记官制实际大相径庭;从里耶秦简本身文例分析:县之"守、丞、守丞"互见、无别.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1.里耶秦简县之"守"、"丞"、"守丞"涵义相同,意指"长官";2.秦时县一级的长官"守"、"丞"或"守丞"即行"县令、长"之实,却无"县令、长"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