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公外私"产权--兼论公私合营产权

文章提出 ,中国公有产权转化成两种特殊的产权形式 ,即先后转化为“内公外私”产权和公私合营产权 (部分的“内公外私”产权 )。它们一方面内部拥有公有或部分公有因素 ,另一方面对外却具有私人产权的排他性和内部性 ,从而能够同市场机制相结合。     

上海公共租界电气事业产权变迁评析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电气事业发展相当迅速,其产权也几经变迁。作为公用事业的电气事业,无论是公有或是私营,都关乎市政、消费者和产业三方利益。上海公共租界电气事业从私有到公有,又从公有改成私营,其产权变迁体现了三方利益的博弈与协调,也反映近代上海特殊的租界体制对电气事业发展的影响。     

公共产品的性质与研究重心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来定义公共产品。但是,(1)竞争性只与个人消费有关,与市场成功无关;非竞争性只与共同消费有关,与市场失灵无关。(2)具有排他性的产品是产权得到界定的产品,即有主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产品是产权没有得到界定的产品,即无主产品。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排他性,而在于它们实现排他性的方式。(3)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比较实现排他性的方式或产权制度安排的成本差异,而不是单纯地将非排他性与排他性进行比较来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说明。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公共财政理论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支撑。     

论国有企业的产权逻辑

国有经济的总体规模与产业定位必须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为基本准则。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有着显著的特征差异而具有互补性。市场失灵实质上是私有产权失灵 ,在经济学意义上 ,建立国有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 ,也就是为了解决私有产权失灵     

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正> 一、克服产权理论的误区,深入研究公有产权问题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私有产权占统治地位.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是人们的利益、权力、名誉、地位之所系.人们恪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国家保护私有产权,个人、企业都极力维护私人产权,私有产权边界是十分清晰的,产权交易中双方的权、责、利关系也是十分明确的.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经济效率的比较

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权下会导致自然资源租金的完全耗尽,因而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但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一些严格的假设下的.本文分析表明,当这些假设不能满足时,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孰高孰低,取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性质.一般情况下,两种产权形式下都会偏离社会最优劳动投入量水平并导致社会净福利的损失,私有产权主要表现在资源所有者的剩余(租金)最大化,但它往往可能会侵蚀其他资源和要素的剩余,而公有产权正好相反.     

产权、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一

在经济运行中,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并非无足轻重和可有可无,而是与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互相作用的:经济发展是产权制度的函数,而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应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主体型产权结构 劳动主体型分配结构 国家主导型市场结构,“三主制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解决公有与私有、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三大世界性基本经济矛盾的最佳模式,操作得法,可以优于西方的经济及其制度;在国家调节主导作用发挥得较好的社会里,公有产权可以比私有产权更适合现代市场经济,产生更高的整体效益。     

私有中小企业产权激励、绩效及其对比分析

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分析表明：私有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组织结构虽是古典的但也是最彻底的产权配置,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也是现代社会中效率最高的企业群体,人们不应持有偏见。在对比分析中,公有中小企业低效的成因是产权不清和激励机制落后,也是对前面观点的论证。对于中小企业的绩效而言,除了产权结构外,市场力量（竞争环境）也是企业效率的重要前提。产权激励机制在大型企业中能否如同私有中小企业中有效,关键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产权效率与产权制度

我国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在市场经济下集中表现为竞争力低下,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几乎一致认为是产权不清。我国在经历了多年理清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关系的体制改革之后,又把国有企业低效问题的焦点转向国有制本身,很多人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比公有产权制度更有效率。但是,仅仅明确产权关系和改变产权归属并不一定能自动形成一种较高的效率机制。如果透过现象探究本质 ,那些处于完善市场体制下看似具有较高效率的私有产权的表象下面必定还有其它约束机制 ,只有具有了这些机制的制约 ,私有产权才能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行政审批改革重在制度创新

钟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对新时期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课题和严峻挑战。当前,影响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主要因素和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1)由于受传统的党建工作格局的影响,一些党组织在抓基层组织建设中形成了“重农村轻企业”、“重公有轻私有”的思维定势,没有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摆上议事日程。     

关于经济学产权问题的法律思考

自 2 0世纪 80年代下半叶以来 ,产权这一概念在中国广泛使用 ,然而什么是产权、其与所有权的关系是什么却是国内外一直争论的问题。在剖析西方产权理论 ,阐述我国产权制度范畴内涵的基础上 ,本文对我国产权制度的选择提出若干建议 ,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公司享有法人所有权是理顺产权关系的关键     

西方产权理论及其方法论思考

立足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立场 ,用制度个体主义的方法 ,否定了中国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存在产权和产权制度的可能性。由界定西方产权与产权制度理论 ,考察西方产权学派学说中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 ,辨析“所有制”与“产权”的关系 ,并对中国产权制度变迁轨迹进行分析后强调 :只有先有个体的人 ,然后才可能有由个体的人联合起来的社会 ,个人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的。在历史实践的证实下 ,多元而非单一的、参差而非整齐的、可以相互交往而非等级森严的社会更加接近于理想国     

自然资源产权与用途管制的冲突与契合

自然资源产权首先是宪法上的自然资源产权,然后是民法上的自然资源产权,其本质上是私权.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用途管制属于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在自然资源产权与用途管制之间必然存在着博弈.公益性私权的发展为用途管制提供了契机,作为自然资源产权高级发展阶段的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等公益性私权能够实现公私法的交融,发挥私法在自然资源用途管制上的价值.     

私有财产权的人权底蕴--论私有财产权的性质与意义

财产权可分为私有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私有财产权是人作为人的一种权利，是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必然延伸，也是它们的一种保证。私有财产权作为人权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公司环境责任担当与公益诉讼

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是主张公司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现实依据。通过康菲事件,不难发现．传统的以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宗旨的私益诉讼,只是使得污染公司承担了一部分外部性,这样不利于遏制其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对《公司法》第五条作扩大性解释的基础上,引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使公司对环境造成的外部性内化,使其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更好地督促公司履行环境责任。     

行业协会——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如果考虑到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和信息的问题,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部门都将面临交易成本,委托代理和集体行动的困境,现实表明行业协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指出行业协会有助于财产权利的实施和监督,并能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协会会员企业之间的冲突和提供人员培训,上述功能的实施则与选择性激励,会员密度,会员之间的协调机制和职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有关.     

民法视野下产权型保障房退出机制的分析——以“有限产权”向“共有产权”理论的过渡为视角

当前,我国产权型保障房的退出方式可区分为主动退出和强制退出,构建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是使产权型保障房回归"公共产品"价值属性的保证。完善产权型保障房的退出机制,须从分析退出机制的现存问题入手,以"有限产权"向"共有产权"理论的过渡为视角,重塑产权型保障房的物权属性,建立政府回购体系,推行交易的"内部循环"并制定统一的退出事由和多元化的退出措施。     

权力结构变化与经济制度创新——基于历史视角的分析

社会权力结构变化是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历史上看,前工业社会,农民和奴隶没有独立性的私有产权,产权与神权、君权、皇权联系在一起,失衡、固化的权力结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与市场交易,制度创新很难发生,这一时期的制度变革往往依靠武力;早期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呈现一种相对多元结构,产权私有制与市场制度结合,公司制企业替代传统作坊等创新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20世纪开放的产权制度形成了多元产权主体共存于同一经济组织之中,不断变化的权力结构带来经济制度的不断创新以及生产力和经济的空前发展.可以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历史是权力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制度不断创新的历史.     

Ethnic and gender earning gaps in a liberalized economy: The case of Israel

During the 1990s and the 2000s Israel, a country ethnically divided into a dominant Jewish majority and a disadvantaged mostly Muslim Palestinian minority, underwent a transition from a heavily regulated to a neo-liberal economy.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the Israeli case to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 of liberalization on earning gap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cross dominant and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 groups. The data, drawn from the 1995 and 2008 censuses—years that encompass the transition period, enable a dynamic investigation of the liberalization process by comparing labor market outcomes for Israeli Jews and Muslims of both genders working in the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Liberalization reduced the protective role of the public sector, especially hurting women of both ethnic group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process improved the position of the strongest group of Jewish men and of the weakest group of Muslim wome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ish women and Muslim men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creased.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的资本逻辑探析

在资本的逐利本性推动下,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得到了迅猛发展,进一步破坏了前资本主义那种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进行的生产方式,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形式被打破了。资本主义产权制度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产权制度把生产和收益结合起来,它是保护私人的、排他性的财产权,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确立使得大规模的雇佣劳动成为现实。雇佣劳动使得资产阶级能够持续不断地从无产阶级身上获取剩余价值,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得以确立。资本逻辑会把资本主义推向不可避免的深渊,由于私有财产在对自身的肯定同时,使得否定自身的致命因素--无产阶级得以产生,重建个人所有制能够化解私有财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化解的矛盾,从而确立基于社会财富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