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波普对科学理性的挽救

本文就两种不同的知识纲领;传统认识论的出路何在;科学的本性;传统认识论和怀疑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批判理性主义与科学的合理性诸问题,论述了波普对科学理性的挽救。     

欧洲政治联合思想的自由主义脉络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理论基石,是欧洲政治联合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一方面,为维护不受外来干预的自由权利,在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一种经济特权并威胁个人自由时,欧洲人认为超国家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是人类理性之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为建立维护自由权利的外在保障,欧共体虽按照西方近代民主传统设计其政治结构,但要求欧洲政治共同体以自身权利进行建设的呼声,使民主赤字问题凸现,成为当今欧洲一体化建设的瓶颈。解决民主赤字,事实上需要从欧洲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个人三者之间的权力与权利关系角度,回答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属性。     

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两序言解析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对形而上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试图恢复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统治权,即他试图创造出不同于其前的形而上学以达到将所有的知识加以统一化的目的;在1789年的第二个版本中,形而上学则以康德称之为具体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出现。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写的两个不同序言暗含了一种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表达着近现代哲学学科化的特征,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将形而上学视为所有知识基础的传统,其结果是以研究形而上学为任务的哲学逐渐丧失了传统特征,越来越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般性学科。     

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沿革

从古迄今,科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演变依次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形式,科学与哲学是理论思维的两个维度.同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一样,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发展中,它常常以知识观念、意识形态的形式标志和见证着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运动过程.而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则是真(纯粹理性)、善(实践理性)、美(艺术理性)的最高境界.     

欧洲文明的古典渊源：文明互动的一个案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古典传统长期存在,并对新生的欧洲文明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有：罗马法为欧洲政治文明的框架构建提供了重要元素;古代文化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素材宝库和创新力源泉;古希腊理性精神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保存推动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等等。通过对古典文明要素的吸收、采纳和创新,欧洲文明不断进行着自我塑造,最终形成独特的现代文明道路并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古典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属于文明互动的一种特殊类型,即同一地区先在文明与后来文明的单向度、历时性互动。关注不同文明互动类型对于拓宽学界关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视野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现代思想的唯理主义品格

科学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科学又是理性的产物,因此中国现代思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唯理主义品格。理性(科学)是中国现代思想衡量一种学说和理论能否被接受的最基本的标准之一。现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奉和追求,对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推崇,对计划经济的偏爱,无不与理性息息相关。然而,理性虽然对中国社会极端重要,但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不恰当运用却可能造成以下后果:一、激进的或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二、政治理想主义。三、政治思维取向上的未来主义。造成这种状况的理论原因在于:一是对理性的纯粹化、理想化的理解,从而把理性与实践对立起来,不了解实践理性也是理性的一种形式。二是由于未能正确把握理性与实践、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因而只把技术性知识当作知识,而忽视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从文化哲学看科学发展观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科学发展观通过解答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三个主要问题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成果:第一,科学发展观的理性是什么?是科学理性,还是文化理性?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是经济增长,还是文化发展?第三,科学发展观的文明理念是什么?是生态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实际上是以文化理性为理性基础,选择文化发展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内涵,从而证明,科学发展观提出了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     

古典时期疯癫的面孔

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发现,疯癫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逐渐收敛了自身暴烈的狂力,最终成为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欧洲古典时期,疯癫不再是理性的对等和补充,而只是与卑贱的身体相联系的非理性,是一个理性分析和管理的纯粹客体。在理性的注视下,疯癫呈现出三种面孔:谵妄的激情,无所事事的邪恶,狂躁的兽性。所以必须将疯癫隔离出现实的世界,在禁闭所中用各种手段让疯癫脱离其纯粹的主观状态而回到现世中,回到存在的坚实真理上来。     

作为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自由"实在性"问题——再论康德哲学的自由理念地位

自由理念和纯粹原则的"实在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先验存在形式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可能性的前提:首先,这样的"实在"不可否定,它是"自我"与世界如此被区分的必然;其次,这样的"实在"就是人的"此在"过程的真实,它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自由的;第三,这样的"实在"含义区别于普通理性下的经验对象存在,它是关于智性存在的肯定判断,是关于纯粹概念自身非经验进程的确实发生.总之,这里的"实在"是作为纯粹形式规定的存在,它因为理性的实践或意志而将自身的"实在性"必然地转换到被规定的自然现实之中.     

论“科学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其局限

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狭义的)"科学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对此我们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阐释,如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等;此外,通过与"人文文化"的对照,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科学文化"的含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科学文化的批判,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反思.     

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对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争论。从历史上看,科学与宗教是接续关系,从结构上看是转换关系。前者主要表现在西方数学源于宗教;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分娩出了现代科学;以及中国道教的自然哲学是古典科学等三个方面。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在现代,基督教由中心沦为边缘,而科学则成为新宗教,但科学与宗教仍将长期共处。另外,在对待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的“中国现象”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从科学的知识、活动、建制和文化等四个基本维度看它与宗教的对应关系,可知在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宗教对科学仍有多方面互补的意义,从前提性知识到价值目标,从方法论补充到社会规约等,双方形成了新的对话格局。新时代的科学应更加独立、民主和理性,并积极寻求与宗教及其他文化的多方面合作。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科学解释学的三重维度

科学解释学认为,科学不是无前提的,对科学的理解无法摆脱“解释学循环”。科学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的一种生存实践。科学不能在脱离解释学的人类真空(纯粹的自然界)中存在,科学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公理化、形式化体系。它必须在人类“共在”的社会中、文化中和政治中得以生存。对科学解释学的完整理解离不开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微观文化学、科学微观政治学这三重维度。     

科学人类学:一个正在发展的学术领域

科学人类学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对国内已经出现的科学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进行了梳理,讨论了其中的科学史和社会学渊源,并对其中隐含的理念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科学人类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未来的前景进行了探讨。     

对新农村建设中法文化建构的多维度考察

农村法文化的建构分别从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实现农村社区由权威性凝聚向法律型凝聚、推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转变三个层次上实现法律与农村的互动。建构农村法文化应主要依赖于以文化利益作为出发点、以文化动力作为驱动点、以文化和谐作为归宿点的路径选择。在建构模式上应采取有效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上的农民、农村社区、基层政府这三种力量,分别发挥其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合作互补的创新机制实现农村法文化建构的现代化转型。     

创新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提出创新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从三方面论述了这一命题。一是创新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才能实现从二产为主型发展方式向一、二、三产业相协同的发展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发展方式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创新发展是抢占国际科技发展制高点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正在孕育着的新突破，依靠科技创新抢占世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才能把握发展的先机，实现快速的崛起。三是创新发展是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必然选择。实现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必须努力提高我国关键技术的自我供给率，努力提高我国的科技贡献率，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     

关于加快宁德市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思考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工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新农村工作的重点;要求加快农村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农村发展的全面性、可持续性,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宁德市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及环境污染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机制体制缺失、科技力量薄弱、生态农业发展缓慢、农民主体意识薄弱。针对以上问题,宁德市应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认真抓好完善机制体制,强化生态文明效能;提高科技水平,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确立正确生态观,培育新型农民等工作。     

论科学术语的道德维度

语言对于思想具有反作用,术语对于科学的形成及永续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术语的混乱导致了交流障碍,学术研究的共同体就无法形成或无法发挥作用。因而,只有通过首先在术语使用上确保交流的畅通无阻,科学研究才能在科学共同体的促进下得到可持续的有效发展。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科学本身对于术语在科学家共同体中的使用有一种伦理要求。根据美国科学家皮尔士所提出的术语伦理学原则,“语词有其义务,同样也有其权利,它们不容践踏。存在一种关于语词的伦理学,因为词语是一种社会构制。科学本身也是社会性事务,如果没有对于所用术语意义的公共理解,就不可能实现科学的繁荣”。谁将一种概念引入科学,谁就有责任发明和界定合适的术语来予以表达；而一旦这种责任得到了尽力履行,任何在原初意义之外使用发明者术语的行为,都将视为对于概念创始人的不公对待和对于科学的冒犯,此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有责任对此行为表示轻蔑和愤慨,甚至对于使用那些术语的同义词的人也要侧目而视,显示出某种不满,除非科学能通过那另种表达式的作用而得到积极推进。一套科学术语的规则甚至可以要求,尽量使用其意义不易被误解的词语,即使它们对一般读者显得深奥难懂。作为一项严格精确的事业,科学本来就需要勤奋钻研的学者,那些被科学术语所吓倒的浅薄、懒惰的读者,注定永远无缘于科学之真谛。     

以学科定位视角审视科学哲学的新走向

科学哲学的定位问题必须从学科的角度加以分析.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中一直有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两种传统,前者主张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后者主张有关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Science).科学的哲学从元学科的角度认为科学就是元学科,即物理学和数学.一个是元内容,一个是元形式.科学哲学就是元学科的哲学.有关科学的哲学,认为从学科群的角度看,科学是以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为基础的,以学科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学科域"动态的学科分化和整合过程.科学既包括学科(不同)的分支,又包括学科间的一体化趋势;既有经典性的学科,也有处于研究阶段的研究性学科.科学哲学既包括学科哲学,也包括跨学科的哲学.学科哲学是有关科学的哲学的过度形态,是暂时的,而跨学科(学科域)研究代表了科学哲学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