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规范与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长期的系统工程,行为规范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方面。研究行为规范教育,对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行为规范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它还具有阶级性。它是具体的,而不是某种抽象物。它的变化,要受经济、政治及社会关系的制约。 行为规范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一是以国家法律法规、条文制度等体现的行为规范,这是一种对社会成员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是对维护统治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眼务的上层建筑的反映;二是以…     

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和行为规范

可持续性发展”是２１世纪的战略性课题。“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一种理念，是对传统的“非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发展理念”的变革。文章认为，只有树立发展的系统性理念、长期性理念、综合成本理念、有限目标理念、科技推力理念，才能实现从“非可持续性发展”到“可持续性发展”的转变。而“理念”是人们行为表象的理性概括，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必须对非可持续性发展的行为加以矫正，按着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建立新的行为规范，倡导追逐综合经济效益的行为、树立全局为重的决策行为、强化国民“将来意志”的行为、推崇资源节约的消费行为导向。这就要实施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法制化、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决策的科学化、发挥“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共同作用，来推进理念变革和行为规范。     

用社会行为规范约束社会行为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于人们之间行为交往和利益沟通而结成的网络状整体,越来越高的社会依存度必然需要人们遵循通行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实现利益和空间的共享.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行为具有自己内在的思想动机,因此人的行为不仅需要自我约束,还需要社会约束.     

论党员行为规范与党风廉政建设

党员行为规范历来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过去人们说到党员行为规范,多只理解为党章和其他的党内法规,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应当将党规党法以外的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法律和道德纳入党员行为规范体系。党员行为规范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反对和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高度重视对自己党员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进一步强化对党员行为的规范是新形势下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迫切需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新形势下党员行为规范的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失范成因的实证分析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为容易失范,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其原因在于利益驱动与公共权力的流失,新旧体制摩擦和行为规范“断层”,传统的制约机制难以发挥最大效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尚不健全,加之道德约束乏力和历史文化原因,导致政府行为失范。为有效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当前必须加强行政立法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改革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强化行政监督,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政府行为规范化建设问题。     

市场经济行为规范的道德两重性与精神文明建设

自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人”意识开始成为经济行为主体进行经济行为的行为规范，其核心是：在存在市场需要的前提下，用生产、服务等各种不同的经济行为方式充分满足市场需求，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行为规范是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行为时所采用的、调整自身经济行为方式以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社会行为规范。与其他社会行为和社会行为规范不同的是，市场经济社会行为的实现是以物的最终实现加以体现的，商品交换的实现程度即物的实现程度，是市场经济行为实现程度的终极表现，其中…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规范研究

鉴于地方政府行为会对新农村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苛求政府行为规范化不仅具有显著的客观必要性、现实重要性和时间紧迫性,而且应该满足“三有”、“三合”、“三得”等评判标准;而当前个别地方政府行为之所以表现为“四浮”、“三位”、“三得”等非规范性,是由政绩和利益的驱动、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惯性、法规约束的欠缺、政绩考核制度的缺憾等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今后必须按照“六应六防范”的规范取向,并采取促成管理理念的嬗变、严格政策措施的约束、凸显法规规范的威力、讲求问责奖惩的严明等措施加以纠正。     

试论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中的职业道德问题

一、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在公务员制度中的地位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改革旧官吏制度以后出现的，其含义在各国有关法律规定中也有很大的差别。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国家公务员就是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这一概括和界定，既与我国过去长期使用的“国家干部”这个缺乏科学分类的笼统概念区别开来，科学地反映了公务员的本质属性和职业特点，也体现了我国公务员与西方国家公务员概念的区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也向人们提出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问题。其实，官员职业道德问题，我国古代就有不少…     

建立健全对公务员行为的法律监督

公务员是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具体执行者,担负着组织和领导国家行政事物的重任。这种特殊的使命和身份,要求其行为必须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颁布,从法的角度规范了公务员的行为,从而使公务员的管理初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加强公务员行为的法律监督,除了必须从客观上减少法律、法规的“弹性”,进一步完善立法外,还要从主观上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其守法、执法的自觉性。     

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法制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面临着来自新的复杂环境和新的工作要求所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近几年，公务员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突出，弄虚作假、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民生与安定，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而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法制化，利用法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通过国家强制力与配套机构来保障法律实施，对于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会是成效显著而意义非凡的。     

公务员职业伦理失范与防治

当前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在经济、政治、组织人事、履行职责、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失范现象,其成因主要在于传统特权思想和官本位意识的消极影响、社会转型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伦理法制不够健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等,需要采取增强公务员公共责任意识、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伦理立法、完善公务员职业伦理监督机制等措施来加强公务员职业伦理建设。     

澳大利亚中小学校长的专业发展及领导力构建

澳大利亚是经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也位于世界先进水平。在澳大利亚,各州/领地有各自独立的教育行政体系和中小学教育制度。中小学校长是政府公务员,对他们没有硬性的入职资格要求,但他们必须是"教师"身份且具有四年的教龄并注册。近年来,在面临中小学校校长"退休潮"、校长领导力分散化、校长工作量加大的各种挑战下,各州/领地及中央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应的"领导力学习框架"。本文试图从校长专业发展及其领导力构建入手,介绍澳洲目前校长领导力的构成,专业标准、专业学习体系及评价手段,呈现澳大利亚"多元性"的文化特征。     

滥用职权之法理探讨

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问题,有着文化、制度和思想等方面的根源。在我国现今,社会上非常严重地存在着某些国家公职人员为谋求个人的利益,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滥用公共职权的现象。我国应该在思想、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刑罚惩罚等方面进行综合规制。     

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公民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现代西方政治在哲学基础、制度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基础、政治过程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性。其中,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而当代中国政治与现代西方政治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创建中国的现代公民政治不可能照搬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正确地总结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参鉴现代西方政治模式的内在规律和合理性,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发展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当是最明智的选择。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导高校师德建设

社会主义荣誉观是新时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标尺,对高校师德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高校要深刻认识胡锦涛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发挥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师德建设中的标杆作用,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师德建设的主要任务;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把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观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终结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同的观念,开创了对市民社会的现代理解。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明晰当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道德究竟是什么——对道德起源与本质的追问

道德是文化形态之一,弄清了文化的起源和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位置,就会基本上弄清楚道德的起源与本质。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道德作为指令性文化中的非正式规范,从属于广义习俗,是由原始习俗演化而来。原始习俗形成于原始人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经验总结。道德虽源于习俗,但也存在差异,品质规范的出现乃是道德脱离习俗而独立的显著标志。所有文化之物满足的都是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只有道德是通过提供善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来为人的生存发展需求服务,其特定价值指向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的完善。因此,道德就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之总和。它受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直接维系推动,以善恶为基本评价词,负责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满足人处理人际关系和实现自我的需求。     

从“亲亲相隐”到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构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免于强制出庭的义务,但我国并未因此而建立起证人拒证权制度。本文拟从“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礼法制度展开,认为无论是基于天理伦常的亲属拒证权,还是基于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的职业拒证权,抑或为了保护国家秘密及公务秘密的公务拒证权,以及为了保护人权的不强迫自证其罪拒证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均具相应的伦理基础和现实意义。进而,本文从证人拒证权的主体、拒证权行使程序及拒证权之例外情形诸方面,尝试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制度建构,认为近亲属、享有保密义务的专业人士、持有公务机密的公职人员或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员及可能因为作证而受到刑事追诉或处罚者,可以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拒绝以任何方式作证;但是,在证人自愿放弃拒证权,以及在某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中,或因证人兼具被害人或共犯等其他身份时,亦须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必要限制。     

唐玄宗以孝驭官动因及实践探析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缘和血缘紧密结合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孝成为中国古代最原始、最稳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胡汉混血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登基为帝的庶子身份,又使唐玄宗对其尤为推崇。他亲为《孝经》作注阐释孝理,把“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以孝驭官。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实现和巩固政治秩序的和谐和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