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

“绝地天通”作为中国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所反映的是中国原创时期的观念转型 :从本源的生活感悟到形上的哲学建构。这种形而上学在形下的制度上的落实 ,便是汉代以来作为专制秩序的礼制的建立。原来“天地人神”浑然一体的交融关系 ,是一种本源的生活领悟 ;而“绝地天通”的发生 ,则是这种本源情境的打破 ,它最终导致了大本大源的蔽塞 ,而成为后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观念上的最初根据。因此 ,“绝地天通”的观念必须接受我们的破解。这种破解的目的在于 :引导我们从“天人相分”“人神不杂”的礼制秩序向“天人合一”“人神杂糅”的生活本源的回归 ,而将我们带向当下的本源的生活领悟。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民本"观念彰显——周公对颛顼"绝地天通"观念的修正

鉴于民神杂糅带来的弊端,帝颛顼通过"绝地天通"将天地交通的权力垄断集中,一方面固然消除了"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的弊端,但王权的膨胀却易导致对民生的忽略.周公的"天命观"对于颛顼"绝地天通"观念乃是一个修正,一方面延续了对天地交通权力集中的观念,另外一方面又将民意视为天命对王权加以限制.这一修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

本文主要探讨了西藏古代的一个类似中原地区的"绝地天通"传说, 通过比较, 认为这个传说中的事件象征着在吐蕃"王政时代"——"十二小邦"阶段, 苯教开始从原始宗教走向制度化宗教。与中原神话中重黎接管了司守天地的职能以后能够沟通天地的只有巫师一样, 吐蕃在止贡赞普割断了他通天的光绳后, 以王家葬仪为代表的仪式便逐渐成为制度化、规则化的权威法度, 并渲染着那远离了普通民众的神性, 通神和代神传谕的能力成为一种"专利", 成为一套由神巫和部落联盟首领掌握的宗教仪式体系和知识类型。     

论原始宗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影响——以“绝地天通”“铸鼎象物”为例

原始宗教与古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不显得密切,因此,不被重视。然而,在古代中国,原始宗教不仅催化了文明的起源,还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此外,原始宗教还造就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影响了史诗、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历法的繁荣,等等。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需要全面展开的一个新课题。     

合一人神:楚文化思维模式与韩少功之演绎

韩少功寻根小说的最大贡献是找到了楚文化中的一种思维优势,这就是“合一人神”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是由楚人的祖先祝融的火神身份所决定的。祝融作为“国家级”的巫祝,在长期“通天地人神”的祝祷活动中,形成了视天地人神为一体的思维定势。韩少功加以发挥,创造了一个由现实生活中“正常人和非正常人”构成的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

人们通常将＂我生不有命在天＂理解为商纣王对＂天命＂的迷信,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在宗教信仰领域,商人信仰＂帝＂、＂上帝＂,＂天＂、＂天命＂是周人的信仰。殷商末年,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商周在宗教信仰领域也展开了斗争。因此＂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正确诠解应为：＂难道我得不到上天的护佑吗？＂言外之意即是：帝作为商人的神灵护佑着殷人,但是周人却以天的名义来灭商,因此纣要疑问难道我作为万民之主只有帝护佑着我而上天却置我于不顾吗？     

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七年天妃、南海神几乎同时受封,时正值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两者受封必定与郑和等出使海外有关。由于两者司辖地域不尽一样,历史发展脉络亦不尽相同,在郑和前两次下西洋中的作用不一,导致了其封号的不同。永乐两封号的出现与不同地域和阶层民众信仰不同有关,而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     

“天”的含义及词义形成原因分析

“天”的含义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阐释：即本义之天、天空之天、时间之天和自然之天。对“天”字语义的产生可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外部因素主要分析文化和哲学因素,内部因素主要考虑的是语言自身的发展。     

“天参”试解

张载的＂天参＂概念,说的是宇宙和万物的本性。这个＂参＂,既是一种参杂和合的作用,也是一个鼎立而三的数目,还可以用一个文字图象极两两来表示。这是由＂一物两体＂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事实所形成的。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一＂和＂两＂,不仅有常识所谓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关系,更以其神、化而存在着彼此相待、相得益彰的关系     

夏代对秩序正当性的追寻

人是群居生活的动物,要确定群居的秩序,即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有两个：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夏代之前的政治秩序主要是由血缘关系决定,其原始信仰是自发性的,不带有人为性。随着“绝地天通”事件的出现和由“禅让制”转为传子制度,政治秩序和信仰都掺入了人为因素,人伦成为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夏代的人伦虽然不同于周代的宗法人伦,但它已经为未来中国人的道路指出了一个方向。     

妈祖与泰山女神共享“天妃”、“碧霞元君”称号考辨

在明清两朝出现的妈祖与泰山女神共享"天妃"与"碧霞元君"称号的现象,已有研究解释为"道士杜撰皇帝封号"所导致的"以讹传讹"。本文对这种观点表示存疑,并以史料的重新梳理和田野调查为基础,认为妈祖与泰山女神的神职逐渐趋同、神性逐渐同一导致的两个女神信仰的融合,是促成两位女神共享称号的真正原因。     

“二重证据法”与夏周、黄帝族源问题

对夏周乃至黄帝族源的考察,不能忽视广袤的中原地带,在上古观念中,这里是天下之中,但对古中原的认识,亦不能局限于河南一隅。夏周是黄帝后裔所建的王朝,两族的早期起源应在河南的郑洛一带。早在黄帝时代,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和正统观念已经萌芽,不能离开古中原地区来探讨黄帝族的起源,豫陕晋交界地带是黄帝族群的分布区域,在考古学上相当于庙底沟二期,但龙山文化早期特大型聚落和墓地的阙如,制约了对黄帝时代文化的深入探讨,应加强对这一时期考古的专门性发掘和研究。     

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变化的定量分析

开天诗人群与元和诗人群是唐诗史上最为活跃的两大群体,其交往诗创作亦各具特点。借助有关数据统计分析可知元和诗人之创作激情、与他人交往的频率均大大提高,其内部交往和相互赠诗也呈现出远超前人的密切化、频繁化的趋势;两大诗人群在内部联系上,一松散一紧密,一天马行空自由创造,一具协作意识和群体精神,遂表现出共同创作理念或淡漠或浓郁的不同特色。而从总体情形看,人际关系的强化和交往诗数量的提升,确实有助于某一时期诗歌流派的形成,有助于共同风格的营造。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也有助于其作品传播范围的扩大。     

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推进重点与创新路径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增强社会信任与韧性,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效能治理,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把“金钥匙”,要遵循社会治理思想流变、格局演变和环境变迁三重逻辑。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通过响应式布局、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项目化推进和标准化建设,有效实施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合作治理、专业治理和共同治理。新征程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在于发挥党建引领功能,牢固树立全周期服务理念,提高现代治理服务能级,完善共同缔造模式,创新制度型开放,不断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体行动,实现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嵌入与融合创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