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策略在壮族文化负载词英译中的应用

“异化”策略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提倡“存异”而非“求同”,在译文中体现源语文化特色,从而丰富译语表达.壮族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形成了意象丰富的壮族文化负载词,体现了鲜明的壮族文化的本土性、宗教性和民俗性.采用“异化”策略对壮族文化负载词进行英译,有助于弘扬壮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交流,丰富世界文化.     

他者观照下的"第三极文化"

"第三极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文章将"第三极文化"置于他者的语义下,讨论其作为他者的民族性与作为自我的排他性,探讨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第三极文化"的意义所在.     

论儒道思想对王羲之书法美学思想及书法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道"互补.儒家推崇"中和"之美,道家向往"自然"之趣.王羲之的书法美学思想是儒道并蓄,因而使他的书法艺术兼具中和、自然之美.     

A.A.菲利普斯和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批评

澳大利亚批评家A.A.菲利普斯是影响深远的后殖民理论关键词“文化自卑”的缔造者。在其漫长的文艺批评生涯中,他秉持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始终主张在澳大利亚发展不依附于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在他看来,澳大利亚文学有着自己突出的主题和传统,对本民族文化感到盲目自卑的殖民心态是毫无必要的。菲利普斯的民族主义文艺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为各国建立或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提供了策略上的参考。     

论毛泽东文化批判的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与国民性改造意识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原因,也是他一贯的立场和基本观点.毛泽东在道德伦理体系上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反旧道德思想有继承关系,而武训、梁漱溟等人在道德伦理体系上与儒学传统有着继承关系.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人心改造问题上"名同实异"两个部分的矛盾.我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实行法治.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

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和传统的宗教情感有本质区别,是费尔巴哈作为一个无神论唯物主义者热爱自然、热爱人类、热爱生活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试图建立"新宗教"取代旧宗教,实质上是要建立新的哲学取代旧的哲学,也意味着用新的文化取代旧的文化.他反对宗教,但不否定宗教的精华,实质是反对过时的旧的思想、理论.他提出的用爱的情感取代宗教的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后超女"时代的传媒身份的反思

传媒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扮演着文化制造者和贩卖者的角色."超级女声"和"大长今"现象,对应出当代中国传媒界在处理文化和传媒关系时,充当着为社会量身定做新观念和价值标准的终极评判者的角色;同时又实际上悄然消解着文化的传统正规地位.在分析和追溯中,寻找传媒在制造文化和化解文化的过程中其自身合理的动机和目的性.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常"与"变"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系列小说、都市题材小说以及湘西本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两相比照的过程中,基本肯定了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常"),而对湘西在朝现代转型过程中,自外而来并传染侵蚀的异质文化因素加以否定("变").从而让人感受到沈从文小说独特的魅力.     

马克思东方文化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嬗变:一是早期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视域下,马克思主要对东方文化的落后性进行了批判;二是晚年马克思探索东方文化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因素",并提出未来社会文化"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的复活"。上述思想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马克思的东方文化思想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既要正视自身的文化落后性,同时也要立足传统文化发掘"新生支点",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文化产业：城市文化发展的内驱动力——论余秋雨对城市文化的产业化关怀

余秋雨自90年代以来不断关注着中国城市的文化发展状态,对城市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思索,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城市文化观。他在对城市文化考察的分析中得出了城市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结论,并提出了城市如何发展文化产业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体现出对城市文化的产业化关怀。余秋雨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努力突破自己,从而使自己由大众学者转变为城市文化代言人。     

毛泽东的文化发展观及其得失检省

毛泽东的文化发展观涵盖文化的基本内涵、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基本方针、基本途径、主体、动力和归宿等诸多方面。重新认识和反思他的文化发展观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反省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实现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复兴,文化与哲学构成梁漱溟学术思想的两翼。人们多从文化观的视角来研究梁漱溟的思想,其实,梁漱溟在20世纪早期就系统阐发中国哲学观,论证了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哲学的更新、中国哲学的特质等重要问题。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基础,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建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试述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演进

毛泽东早期的中西文化观与其所处时代及所受教育密切相关,其演进经历了由浅识到深识的变化过程.青年毛泽东在旧学和新学的双重启蒙下,对中西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在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辨证对比,进而提出了一种立足于本国、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文化观.     

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及其时代价值

习近平同志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及其精彩论述促使中华大地兴起了传统文化研究和应用热潮。为解决当下关于传统文化的实践问题,有必要研究习近平同志的传统文化观及其践行场域,并探寻其时代价值。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的重要文明成果,但也需要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传统文化的运用也要与时俱进。同时,他也在治国理政、价值颂扬、国际交往等场域里践行这些传统文化观。习近平同志的传统文化观及其实践端正了人们的传统文化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从《中国新史》看费正清的中国观

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视角之一。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观。《中国新史》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中国观的总结。费氏的中国观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以考古学领域发现为佐证,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美中关系的发展出发,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杨振宁的跨文化生活经验

杨先生的文化卓识是建立在跨文化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真正的多元文化认识，其意义在于：伴随信息时代的来临，全球化会加速进展，文化会真正进入一个新的多元时代，近代狭隘的文化比较态度会失去原来拥有的那种重要意义，代之而起的将是注重实效的跨文化的多元文化观     

时代喧嚣的回响，现代文化的象征——曼杰施塔姆“彼得堡式”诗结构文化诗学解读

曼杰施塔姆在诗学——艺术美学上出色地建筑起其诗彼得堡式的“声音——情绪——意义”结构。完成这一诗学的最常用、最娴熟的艺术手段是“重构时间”和暗中转换叙述主体，通过这种手段，曼氏使诗的艺术形象具有雕塑性，并营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曼杰施塔姆悲剧性的遭遇是世界文化当代命运的象征，同时也典型体现了诗与政治、文学与现代社会、文明与所谓“现代文明”的冲突。曼杰施塔姆其人其诗凝聚着我们文明的发展。     

汲取、批判与延展——论伊格尔顿对雷蒙·威廉斯文化观的批评

伊格尔顿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观既有批判亦有认同，但并未有过从早期否定到后来肯定的态度转换过程。一方面，伊格尔顿批评威廉斯的文化观过于宽泛，忽略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带有民粹主义、经验主义、政治渐进主义等诸多弊端。伊格尔顿的批评意见大都得到威廉斯或直接或间接的回应、反思与更正。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又汲取了威廉斯文化观的理论营养，接过了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大旗。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批评与肯定意见均在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考察中得到或隐或显的延展、发酵，两相参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伊格尔顿文化观的来龙去脉及其一以贯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