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士人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晚明士人任侈生活为中心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欲望合理化的理论赋予晚明士人崇奢任侈生活的合法性.晚明士人躲避传统儒家以雅正为依归的政教合一的审美风格,表现出“去崇高化”的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士人为表率,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所压抑的“丑怪”为美之追求,不仅表现出晚明士人独特的审美个性,而且日益播散形成晚明社会性的审美风尚.此种审美风格以消极的方式不断瓦解社会压抑的可能,追求个体性的自由,从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     

绮丽审美风格与晚明文学现代性——以晚明小品文为考察中心

晚明小品文绮丽审美风格赓续南朝文学颓废审美风格传统而具有新质。在思想格调层面,它躲避宰制儒家崇高精神所标举的明道、宗圣等规约,注重个体极致性的审美愉悦,日益表现出唯美—颓废精神;在创作主体方面,由有位的士人转变为山人、处士等身份低微的士阶层,进而题材内容告别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性的小叙事;在感性形式方面,它于长行文字八股时文文体之外,大兴独抒性灵的短札书牍等,极为注重以女性化的譬喻方式为代表的细节描写。这些新变不仅表现出晚明文人独特的审美个性和审美自由,形成晚明社会普遍性的文人文化,而且将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阳刚的崇高审美风格转变为阴柔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表现出中国审美文化中人与文的觉醒,从而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张献翼:狂颓于万历年间——兼论明中叶以降士人任诞习气

晚明名士张献翼,与同时期诸多名流来往密切,事迹见于众多笔记文集,是明中叶以降狷狂士人的代表人物,但至今无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梳理相关诗文集、传记、笔记等史料,可以发见,张献翼之狂颓,既有个性层面的狂叛特质,也有早年科举不第的心理阴影,还有晚明士人习气的熏染,更是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晚明社会与孟称舜戏曲的超现实意义

晚明的孟称舜是继汤显祖之后的又一个卓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其戏曲作品以重情为主要审美标准,曾被时人称为“言情家第一高手”。孟氏在戏曲中传达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当时具有一种超现实意义,究其原因,与晚明时期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学界的思想解放、士人的逐渐觉醒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晚明狂人──一种新型士人精神的确立

中国文人追求成圣，晚明文坛上却活跃着一批不再温柔敦厚的狂者。他们的狂不仅是外在形迹的佯狂，而是狂入他们的本能、深层自我以至本体文化性格。他们以阳明心学为原动力，以崭新的伦理观、价值观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狂人。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士人精神的确立。     

为学、议政与救世--晚明东林党人的议政之风及其治学精神

晚明东林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东林人士士人和官员合一的身份,讲学而议政的治学风格,既有着传统上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也反映着晚明时代的新气象,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治学、为政和救世之间的追求和立场选择.     

论晚明士大夫的狂狷之风

在异军突起的商品经济和“心学”的影响下,晚明士大夫勇敢地冲破传统理学的束缚,或率性而行、直抒胸臆;或追求精神超脱与隐逸自由,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狂狷之风。这种变化使晚明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对士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晚明士人旅游观念新变

晚明士人热衷于山水游赏,且游之盛历代少有。这种现象与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现实的缺失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适应,晚明士人旅游观念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推崇境缘人胜;注重悦情适意;追求奇美意趣,反映了士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生活取向的自适性和山水观念的感性化。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论晚明士大夫的润笔风气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与士人＂治生＂观念的变化,导致士人对经典化生活模式的最终背离并走上世俗化的生存道路。士人润笔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反映了士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萌动,是一种合理行为。尽管其中也有消极影响,但对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晚明审美思潮和散文美学

明代中叶以后至晚明,和社会结构同步变迁的是,人的心理和审美心理结构。共同的审美心理和意识的汇合,遂形成为特殊的群体意识——审美思潮。晚明的审美思潮的有机表现方式存在于理论和作品中间。诚然,小说、戏曲等审美样式得其风气之先,而在散文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奠定了晚明散文美学的特殊性质和形态。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王船山的狂狷思想及其精神气质

狂、狷代表的是两种对应的精神气质或文化人格的类型。但是,王船山在思想上推崇狂狷型人格,在生活中则是狂狷型气质。王船山的狂狷型思想与气质对晚清以来湖湘士人的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表现主义书风与碑学思想的滥觞研究

多年来学界一致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包括政治、经济及16世纪中叶以来的心学与童心说等文艺思潮,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碑学思想却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晚明时期的社会审美风尚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明时期石碑的考古发掘、碑学观念之生成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成因乃二维物化结构:当时的尚"奇"风尚、王阳明心学及李贽童心说的文艺思想以及儒家忠义刚正精神等构成其精神元素;"二王帖学"系统及晚明碑学为其物质元素。研究进一步认为,尚"奇"风尚决定了晚明书家的审美取向,碑学思想的滥觞成其审美的最高法度。可以说,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源于碑学思想,它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这股书风尚未臻于极致就被肢解,然而,它对后世文艺笔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末复社兴起因素考论

复社的形成缘于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与当时士人复杂多变的心态,经世思潮的兴起;面对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士人阶层的反应;文人结社的传统及八股取士对结社的需求.     

论晚明士人的生死观

晚明是一个"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晚明士人对生死问题的探讨源自士人内心对人性自由的渴求与文化限制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痛苦感。晚明士人把对死亡的恐惧内化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动力,而把对生死的反思外化为摆脱陈规陋习的不羁之举。这种生死智慧的物化形式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死亡态度的个体化,生活态度的自我性。     

晚明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的多元景观——以刻经、念佛、纵欲为例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居士化的狂飙,且呈现出多元景观,诸如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等。刻经、念佛、纵欲三方面显示了晚明文人居士的多元莆观,别具风味。     

晚明时期骈文的复苏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时期,骈文复苏,究其原因,大致有四：王学鼓荡下的尚情思潮、抗俗崇雅的艺术追求、六朝文派的流衍与八股文的通行。在艺术上,晚明骈文作了不少创新,一是将文体扩展至年谱、清言,其次是表达更为自由,三是风格的多样化。作为一种文学现象,骈文在晚明时期的复苏,极大地维护了文学的审美属性,意味着对已瓦解的美文传统的重建;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晚明时期骈文的复苏,表明了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希望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与弘扬士大夫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