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与观念更新

古代文论是富有我们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自然离不开对古代文论的融解和吸收。但目前的状况,在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研究之间,似乎还留存着一道历史的沟壑。搞当代文论的,或者还囿于五十年代由苏联传入的理论模式,或者面向西方,只在必要时引用几句古代文论作为补充和印证;搞古代文论的,则大多从理论批评史的角度着眼,就古论古,与当代颇多隔膜。如何贯通古今,使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当代性和生命力,使当代文论能够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民族传统,这是文学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近年来较多思考的一个问题。     

古代文论研究的崛兴——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而作

有文学便有文论。文论与文学的发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犹如火车之双轨,自先秦而下,横贯今古,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而把中国古代文论当作一门独立的文艺学科来研究,起步却是很晚的,如果以1927年陈中凡先生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标志,不过半个多世纪罢了。继陈著之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陆续出现了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傅庚生诸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引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由口头与书面、汉语与民语构成。起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书面文论,历经唐宋元明清至当代,异彩纷呈,独具风貌。它与汉族文论一道构成中国文论的整体,共同谋求与促进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新体系的构建。     

试述接受美学中的"意义未定和空白"及读者的阅读

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当代西方作者中心论批评和文本中心论批评的反叛而出现的.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文学史就是文学的读者接受史、效果史,并进而将接受美学发展为文本--读者相互交流与对话的新理论.把"意义未定与空白"作为作品好坏与否的一个标准,强调读者及其阅读,实现了西方文论第二次大转向.     

试述接受美学中的"意义未定和空白"及读者的阅读

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当代西方作者中心论批评和文本中心论批评的反叛而出现的.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文学史就是文学的读者接受史、效果史,并进而将接受美学发展为文本--读者相互交流与对话的新理论.把"意义未定与空白"作为作品好坏与否的一个标准,强调读者及其阅读,实现了西方文论第二次大转向.     

跨文明的中西文论整合

当外来文艺理论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 ,我们难免眼花缭乱 ,或简单移植之 ;或一概拒斥之。但当冷静下来以后 ,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学理论 ,既非单纯地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文论 ,也非一味地移植西方文论 ,而是在结合当代中外文学的实践 ,整合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中产生。这就面临着跨文明异质文化的语境问题 ,不能只求其“同” ,更重要的是求其“异” ,因为“异”是整合的前提。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存在着大的文化差异 ,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只有运用对话的方式才能实现整合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我国民族富有历史精神。古代的文论家素来喜欢用历史的眼光,将以往的文学进行整理和批评,编写了不少具有文学史性质的作品。假如说删《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是文学史的最初雏形的话,那么以后又陆续发展和创造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史作品。在近代,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和编史体例的影响下,一批新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使中国文学的历史批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时势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应运而生。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

当下文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切焦虑。西方文论的影响而导致的集体“失语”,文论家们在当下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是这一焦虑窘境的两个主要方面。当代文论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坚持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理念,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     

切换与对话、整合--20世纪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前瞻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断裂,古典的理论形态被西方文论话语系统切换,文学理论的观念、范畴、研究方法发生了质的变化.20世纪末当我们面临"全球化"的对话时代,痛感文学理论的"失语".中国古代文论更切合文学的具体可感的属性,更切近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深入发掘梳理,准确阐释转译,大力普及推广,使中国学者能够掌握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以此与西方学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将西方文论、古代文论、当代文论的理论范畴、表述方式、体系建构加以比较,精心选择,择优组合,融会贯通,是21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分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在生活质量概念中人口是生活质量的承担者,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素质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先秦时期儒、道社会理想异同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针对现实社会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想,两者虽然存在某些区别,但也存在很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正是这些相同或相通之处促进了儒、道两家相互吸收、相互提高、共同发展.     

试论彝学与中华学的关系

彝学是认识彝族,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彝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彝学自然是中华学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彝学与中华学的关系就是局部与整体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并互相促进的关系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试析唐传奇中"仙妓合流"现象的历史原因

仙妓合流是唐代诗文中出现的文学现象 ,其中 ,仙女与妓女有着不解之缘。这一文学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唐代许多女冠兼有娼妓之身份 ,其根本原因要从宗教理论和社会现实两个方面来分析。     

论党管干部原则确立的理论依据

党管干部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根本原则,其实质是党组织引导、支持人民选拔、管理、监督干部。党管干部被确立为干部选拔任用的根本原则的理论依据:党的性质理论是党管干部原则的根本理论来源;党的领导原理是党管干部原则的直接理论来源;政党政治录用的基本功能是党管干部原则的基本理论来源;现代官员理论奠定了党管干部原则的一般理论基础。     

认识“人民利益”的时代特点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核心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文章指出党要始终代表好人民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不是仅有良好的愿望就能达到的,因为人民利益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涉及多重复杂关系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必须认识和把握人民利益的时代特点,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论威廉斯的“大众观察”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在早期的文化研究中注意到对大众文化的探讨从观察的出发点上就存在一系列值得质疑的问题,通过对大众概念的剖析和指出大众文化研究中观察的局限,他提出了自己的观察立场.对其"大众观察"理论的归纳是希望对我国的文化研究状况有所启发.     

90年代专书词汇研究论略

九十年代专书词汇研究的进展，表现在题材范围扩大、内容的完备化、方法的科学化、价值的多元化四方面。专书词汇研究的不足表现在缺乏完善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专书词汇的研究应寄望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