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导致消费者严重的损害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赔偿,而且造成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隐忧。当前,政府对食品安全直接监管的局限性、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以及食品企业违法成本过低都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应当将政府监管与社会化救济手段相结合,实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的结合,是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手段。我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地位,确定投保人范围,并完善相关的缺陷食品召回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等制度。     

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促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不是《食品安全法》出台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欧盟和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综合运用立法规制、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三重架构促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之公众参与：借鉴与创新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失灵。美、日两国立法、执法、司法中引入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力地保障了食品安全。我国现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流于形式,操作性差。借鉴美日经验,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现状需要在立法上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在执法上吸收公众参与监管食品安全,在司法上赋予公众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权。     

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益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亦要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等方式,以达到食品安全监管良性循环之目的。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     

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与行业协会的良性互动

近年来连续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突显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漏洞。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关键是法律责任落实问题,但是如何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必须明确食品监管的部门职能,而当前政府事无巨细对所有食品行业实现监管,在理论上即使行得通,在现实中也很难办到,因而必须寻求一种更加有效的监管实体。本文从当前食品安全责任难以落实入手,探求在强化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责任配置的基础上,我国食品行业协会的监管功能,以及食品行业协会的监管与政府部门的监管如何实现互动。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海峡两岸两起“塑化剂风波”案例对比分析

多元主体合作不足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痼疾",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化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是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重要手段。以内容分析法,对海峡两岸两起"塑化剂风波"的98则新闻报道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两起风波中,政府、市场和第三方三类监管主体的监管表现不一。台湾塑化剂风波中,台湾地区的政府监管是"第一主体",第三方的力量也不容忽视,而市场的监管至为微弱。而在酒鬼酒塑化剂风波中,三类监管力量势均力敌,甚至第三方的监管力量还稍微领先。2媒体和公众对两起塑化剂风波中多元主体的合作监管绩效评价都不高。相对而言,台湾方面要稍胜一筹。3媒体和公众对影响合作监管绩效因素的认知较为相似。责任共担、信息公开、全程参与被认为是提升合作监管绩效的关键性因素,而对增加信任和地位平等的呼声不甚强烈。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第三方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明晰多元监管主体间的责任,构建信息共享平台,鼓励依序全程参与,同时增加互信,争取较为对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合作监管的绩效。     

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可行性分析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的生命健康乃至国家的和谐、稳定发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在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分担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减轻国家食品安全赔偿损失和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目前保险业法律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及实践基础,借鉴国外食品安全保险制度经验,探讨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可行性,推进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构建。     

基于不确定因素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伦理分析

不良食品生产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应由食品生产者及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负担起相应的伦理及法律责任。政府职能部门责任伦理意识缺失、消费者生命健康意识淡薄及社会道德监督机制缺失,造成了政府监管、公众安全认知、食品生产行业的道德与法律风险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成为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深层根源。只有通过健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建构政府信用问责机制,提高政府监管者的责任伦理素养,培养公众的生命健康意识和食品安全问题防范意识,建立食品供应链道德信用跟踪系统,才能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公众监督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食品安全法上的“公众”由不同职业、社会意识水平人群构成,我国现行立法在设定法律主体地位时缺乏对其进行类型化甄别,形成公众监督制度存在主体角色道德化、功能边缘化、权利行使附从化的不足.出于改善公众与监管者在法益上结盟的考虑,应当重新审视我国食品安全形势对公众的制度期待,推动公众监督权的实在化,完善公众与监管者、公众与经营者间食品安全法律关系的建构模式.     

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政府道德责任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公众健康。可以说,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发展问题。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对食品实行严格的质量安全把关,在国际上加强食品安全的交流与合作,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高。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仍然频频发生,这使人们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产生了许多的疑问,为什么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法律不完善,还是制度的缺失?是监管不到位,还是技术力量落后?从监管角度来看,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食品安全事件中暴露出大量伦理问题及冲突,导致监管政府责任的虚化,监管不能有效实施。     

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研究

叠加认证能显著提升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和额外支付意愿。采用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三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浙江省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后发现,生产主体的多重认证行为除受生产主体的经营规模、人力资本、自有品牌状况等个体特征与市场结构特征显著影响外,还受到市场激励、主体责任压力和交易成本的显著影响。总体而言,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是在自身能力及环境约束下的成本收益权衡,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更主要是受市场激励和主体内在责任的驱动,而非政府的规制压力。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生产领域潜在的安全风险十分巨大,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安全保障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职能的实现.为此,不仅要克服我国传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弊端,而且要落实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机制.这就要坚持食品监管公共利益原则,合理安排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分配.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管的局限性,避免对行政监管的过度依赖,早日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体制向复合的市场化监管体制的转变,实现市民社会食品安全法治,使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之上永悬利剑.     

构建食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思考

文章指出：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完善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以形成保护消费者，维护市场安全与稳定，增加生产者与销售者的食品质量责任和政府的食品监管职责的法律制度。     

食品卫生安全主体责任分析及对策

食品安全的核心问题是责任权属问题——谁来对食品安全负责？食品卫生安全的责任主体首先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政府监管部门。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安全意识淡薄,还暴露出极少数食品企业职业道德的缺失和良心的泯灭,更暴露出政府监管部门的严重失职。企业的责任在于道德自律,政府的责任在于法制监管。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后者的责任更加重要。     

“三鹿奶粉”事件引起的思考——以成本与利润问题分析为例

“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已导致全国近5万名婴幼儿患病,并一度造成广大社会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极度恐慌。“三鹿奶粉”事件不但使中国食品行业发展遭遇重创,引发了整个中国食品行业的安全信任危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对“中国制造”问题的热议。“三鹿奶粉”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归结于奶粉监督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力以及企业道德失范、责任不明确或责任心不强等原因。而笔者力求利用经济学原理,从成本与利润分析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探讨奶制品行业造假贩假的本源,探索揭示“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内在必然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企业“绿色责任”动因与行为的博弈分析

企业“绿色责任”是指企业在环境影响、资源利用方面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博弈论为主要工具，分析了企业“绿色责任”行为效果作为“公共产品”及“私人产品”两种情形下，企业“绿色责任”行为的动因与行为规律。研究发现，在企业“绿色责任”行为效果作为公共产品的假设下，博弈的初始条件对企业的群体行为有关键影响，通过政策干预改变博弈初始条件是防止企业群体败德，使得企业“绿色责任”博弈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前提；在企业“绿色责任”行为效果作为私人产品的假设下，通过消费者、供应链的区分与选择机制，使得企业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是涵育战略性企业“绿色责任”行为的有效途径。     

食品质量安全中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分析

农业合作社是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的有效载体，它可以成为农产品供应链上有效的结点组织，可以作为协助政府实施质量监管的重要组织形式。实践中，农业合作社在控制和维护食品安全、增加农户收入和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绩效。     

医改条件下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会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如何判断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履行与否及其好坏,是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面临的新课题。文章根据公立医院的特点,从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三个方面构建其社会责任会计三级评价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评价指标权重,该指标体系能够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定量分析,推动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承担,缓解日益增长的医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