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福视界中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幸福社会,幸福视界中的和谐社会是全面的、动态的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幸福的前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幸福的保障,人与人的和谐是幸福的标志,人与自身的和谐是幸福的核心。我们应在多重和谐关系中为人们获得丰富的、全面的幸福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真正实现人类的幸福。     

“幸福悖论”的社会学探析:一个文化分析的视角

在方兴未艾的幸福研究中,对幸福悖论的讨论是一大热点。鉴于既有研究对幸福悖论阐释的局限性,尤其是文化维度的局限性,基于历史意识(传统文化)融贯现代意识(社会建设)之认知以及珠三角西岸城市的调研,本文提出一个文化分析框架,并籍此对幸福影响因素之文化机制及其功能展开探讨,以尝试检验文中提出的研究问题、基本命题及其理论思路的可行度。     

经济增长不能促进幸福吗？——四十年“幸福悖论”的全球追踪

幸福悖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启示在于,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关注焦点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民的主观幸福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长期来看,科学的幸福感态度和及时的预防措施也至关重要。我国应当冷静看待国民幸福感这个关键词。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不能仅将主观幸福感作为社会效用评价的唯一机制,还要结合其他社会绩效指标衡量国民的生活态度。     

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一个基于幸福悖论的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GDP年均9.91％的增速、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的骄人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增长主义政府、粗放的增长模式、唯GDP的政绩目标和经济主体的逐利动机等,导致环境恶化、道德沦丧、公平失衡、社会失信,使财富增加的幸福感提升大打折扣.“幸福悖论”的中国现实,不仅与财富和幸福正相关的传统理论相悖,而且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标相左.客观现实迫使我们正视和解决问题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中产悖论”与政府转型

统治发展型政府模式所具有的制度困境在制造中产崛起幻景的同时,也在为中产生产和再生产制造着中产陷阱。破解这一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转型,即由统治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治理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意味着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将为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成长路径提供制度空间。以中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权力的成长为形成中产社会——改革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消费需求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提供动力基础和物质条件,从而从根本上破解中产悖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幸福悖论”现实表现与归因及我国防范策略探析

幸福悖论是指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长反而下降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指数高于发达国家、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并非是幸福提升而是贪欲以及占有大量资本并未感受强烈幸福。幸福悖论根源于错误价值观念的消极引导、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背道而驰以及劳动的异化和缺位。为避免"幸福悖论"在我国滋生的可能,应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支撑幸福愿景,以精神上的美好感觉增进幸福感受,以奋斗幸福观的积极践行引领幸福追求,借此击碎幸福悖论的怪圈。     

有限论：规则遵从悖论的一种社会学解决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规则遵从悖论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尔对维特根斯坦进行社会学的解读,从而给规则遵从悖论以一种有限论的解决。有限论的解决具有如下特点：外在主义的解读,集体主义的立场,相对主义的取向,而这与爱丁堡学派的理论旨趣与理论演变是密切相关的。     

悖论的“定义”与“实质”——略谈“矛盾与悖论”百年

笔者读到赵总宽悖论专家的鸿文《从容纳悖论到扬弃悖论》①,认为它在广、深方面都很具权威性。该问题因为太广太深,笔者只借助赵文提供的丰富资料,略谈一些有关的观点和新进展,包括评析一些西方的悖论专家罗素和普利斯特,以就教于各专家和读者。     

再论柏拉图的正义与幸福

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构建一个正义的城邦的规划,目的是使得城邦和公民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其方式是通过由低到高的心灵教育,达到正义。柏拉图的被定义为心灵和谐的正义是否具有通常的道德内涵,以及它能否保证人获得幸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个初步的定义下的正义,确实可以使人获得幸福。但是能够使人达到真正的幸福的正义,却是从最高的善中获得的。哲学家以善自身的知识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对城邦进行统治,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正义,从而使得国家整体获得幸福。而哲学家放弃最高的幸福"回到洞穴"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其症结在于个人的幸福与善自身所要求的普遍幸福之间的冲突。一般公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中是否真正的幸福,也获得新的解读。     

从代价和幸福悖论视角看习近平的幸福观

为了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引领人民群众对幸福的追求,有必要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奋斗幸福观进行剖析,这是该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该文创新之处在于从悖论和代价视角深入探讨了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重要意义,为新时期研究习近平奋斗幸福观提供了新的视角。该文首先对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人民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由于对幸福的社会性、崇高性、创造性缺乏正确的理解,产生了幸福悖论。而习近平的奋斗幸福观为我们避免幸福悖论提供了新的路径：必须坚持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相结合;必须坚持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结合;必须坚持感受幸福和创造幸福相结合。对幸福进行正确的价值引领,树立健康正确的奋斗幸福观,减少幸福生活中的非必要代价,引领幸福新潮流,防止出现幸福悖论。     

从“悖论”到新奇的真理——论消解“悖论”的一般方法

本文提出了消解“悖论”的一般方法———利用反证法证伪“悖论性”语句的一个预设 ,从而基于弗雷格的预设理论实现了哈特的构想     

转型的悖论与悖论的转型——基于"中国模式"对新古典转型经济理论的批判

转型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转型而转型,转型的目的是更好地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忽视了转型的增长取向而把关注点仅集中到狭隘的转型本身,那么必然会造成舍本趋末的结果,而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问题上的所犯的错误正是如此."中国模式"是一种寻求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持续推进的有效模式,随着"中国模式"正被越来越的人们所接受,人们对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所倡导的那种简单化、绝对化和"为转型而转型"转型观表现出了更多的质疑和批判.     

社会代偿的失灵：医疗转型中的道义悖论

医疗力量有限,生命奥义无穷。如何应对这种局限和无限之间的张力,正是医疗与社会关系形态的核心体现。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中西医学相交错、碰撞,原本融于社会的医疗走向了专属领域,以往由社会应对生命无限性、向医疗予之代偿的机制随之失灵。这使得生命的无限责任逐步施加于有限的医疗资源。社会参与虽仍可见于医疗实践,却难发挥代偿作用。不仅社会对医者的道德评价模棱两可,医者也时常陷入自相矛盾。因此,唯有厘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医疗背后的生命观念,基于一致的价值来浚通医疗与社会背后的道义根源,才能走出道义悖论,守护医者的崇高、医道的温度。     

另一种看——康德哲学悖论的启示

康德哲学的悖论是一种看的条件与两种存在之间的矛盾。康德始终坚持直观即是对象的原理,没有直观条件的对象是不存在的。但对于物自体,康德只是说它不可认识,并没有否认它的存在;而且充分肯定了它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功能和作用。物自体是存在的,但却没有相应的直观条件;因为康德只有一种看的条件,即感性直观。只有感性直观构成的现象界才是存在的,概念、范畴也只有通过感性直观才能产生关于事物的真知识。物自体存在着,但却又在感性直观条件之外;这直接违反了康德自己坚持的直观即是对象的原理。面对这一矛盾,康德同样始终纠缠于两种存在、两种对象之间的矛盾悖论,却忽略了对直观条件本身的批判,而这刚好启示出人的另一种看,即现象学式的本质直观。     

二元竞争、政府悖论与要素扭曲——基于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特征的揭示

诺斯的政府二元悖论认为,政府既有追求总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也有维系自己特殊利益的目标,而后者无疑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在转型式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确实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而扭曲了要素市场并引致了社会福利损失。根据中国的实际,构造了一个政府效用函数来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问题,发现地方政府越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国有部门给政府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小,这就会缓解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政府越追求自身利益目标,要素扭曲就会越严重。此外,由于国有部门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工具,而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二元竞争,又一定会产生要素扭曲问题。     

论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母学”地位

一方面,由于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的"、"自足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未能解决好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取幸福这个根本问题,因此,需要创建幸福学,并且确认它是其他社会科学的"母学",也就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南.在幸福学的统领与指导下,各门社会科学围绕人类的终极目的联合"攻关",可望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决幸福问题,从而,完成幸福世纪的幸福革命,实现建设幸福国家和幸福世界的目标.     

充满“嘴戏精神”的幸福顽童——建国初儿童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

建国初期，昂扬向上的乐观气氛形成较宽松的创作环境。在儿童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批描写新中国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小说。这些充满“游戏精神”的幸福顽童取代了解放前苦大仇深的难童形象而成为儿童小说的主公人。     

论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吉登斯悖论”

全球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吉登斯悖论”:人们认识到减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很重要,但真正投身到减缓排放、改变自己消费行为的人又非常少.“吉登斯悖论”的产生与低碳经济的特点有关.从宏观层面讲,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减排涉及到全世界各国,并且各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又有异质性;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减少温室气体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失灵.从微观层面看,它与人们面对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反应的特殊性有关,与人类行为有关.因此,缓解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吉登斯悖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能力;二是建立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     

我国政府角色悖论的伦理反思——兼论这种悖论境遇下的反腐行动

行政腐败是政府作为人类管理机构的固有属性,但中国行政腐败的非正常化根源于中国政府的角色悖论.这种角色悖论并非逻辑意义上的真正悖论,而是政府成员在其行政实践中偏离现代政府的执政理念所造成的一种人为现象,这种现象的伦理代价折射出中国政府对其自身使命的某种失职.为此,论文对我国政府角色的悖论现象、伦理后果及其成因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这种悖论境遇下的反腐行动进行尝试性的思考.     

论作为语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兼复马佩先生

本文从悖论定义的研讨入手 ,说明正确界说的“逻辑悖论”实际上是一个语用学概念 ,据此论述作者关于悖论的特征刻划和类型划分的新认识 ,阐明明确指认悖论的语用学性质的重要意义 ,并就马佩先生在以往的学术商榷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