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所得税制:抵免法与免税法适用比较

当前我国采用抵免法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走出去"?同抵免法相比,免税法更能降低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税负并大大减少纳税遵从成本,因此主要发达国家纷纷从抵免法转向免税法。采取免税法的国家不仅可以吸引他国企业总部迁入,还能为本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条件。基于为我国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创造良好条件和促进我国居民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目标,从境外投资所得税政策与跨国资本流动相适应、降低税收征管和纳税遵从成本、维护我国税收利益三个角度考虑,我国应该转向免税法。     

“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投资的税收政策选择

金融危机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通过税收调控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意义深远。我国促进对外投资的税收体系总体上缺乏规划,相关税收政策不系统,产业、区域导向不明晰、手段不完备,抵免制度、应税所得的认定与缴纳规定也存在不足,税收征管、服务方面更需改进。建议通过政策组合来实现投资的产业、区位引导;有条件地实行综合限额抵免法,降低间接抵免持股标准,明确多层间接抵免条件,有针对性地进行税收饶让;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完善应税所得的认定,优化利润汇回管理,健全法规机制,加强对避税等的监管;同时注意提供更多信息服务与法律援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境外地区分布差异性研究

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境外地区分布,测算了来自不同类型国家(地区)的R&D溢出;然后运用DEA方法计算出中国平均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技术效率(EC指数)和技术进步(TC指数),并与不同类型国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中国对新兴国家(地区)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最好,其次是发达国家(地区),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与外国研发溢出呈中等关联度,其中,与来自新兴国家(地区)、发达国家(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关联度较强,而与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关联度则较低。因此,中国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布局,在巩固新兴国家(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

利用1982-2007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是互补的,即对外直接投资为出口创造型和进口创造型,故要采取各种切实的政策措施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在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的同时,要统筹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区位及相应的政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效应研究

地区人力资本禀赋、研发资本存量等因素可能制约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对这一命题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来说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基于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经济规模因素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即当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地区经济规模低于门限值时,OFDI对当地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小或不显著;上述因素跨越门限值后,促进作用显著且促进效果增长。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机制,通过引入地区客观条件这一因素,解决了目前国内对于该领域研究的争议,对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应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鼓励本国企业对外投资.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综合集成算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研究——以H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纪元,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投资环境,能否准确识别、科学评价和有效应对风险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构建了以外源性风险、内生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为核心,且动态评价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析框架,基于对H公司的问卷调查,运用综合集成算法(DHGF),多维评价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其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风险区域,企业亟须分类防控各层级风险。     

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整合效应

本文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地区流向、产业布局和自由化趋势分析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从世界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变革、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服务产业的特征等方面论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最后分析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多重效应。     

《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研究》简介

宁波大学法学院蔡连增副教授著,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国际税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国际双重征税,而在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中,外国税收抵免最为重要——作为一种制度,它主要规定于国内法中,以美国法最为详尽细致。该著全面阐述了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的基本内容、运行机理及其立法价值取向,在讨论美国抵免制度法律背景的基础上,     

中国制造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

为了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例,通过构建一个中间品生产部门可连续分割的国际分工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既有促进就业的“规模”效应,也有抑制就业的“迁移”效应,且在资本供给弹性足够大的行业“规模”效应将超过“迁移”效应。     

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后,企业所得税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相关税制的比较研究,探讨目前所得税制的现实状况,对于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现代化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个人所得税改革刍议

个人所得税问题是相关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问题。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解决个人所得税中的信用制度问题对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有着相当大的必要性。     

基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

所得税作为企业必须缴纳的最重要税种之一,具有税基大、税率高、税负不易转嫁、计算环节复杂等特点,使其具备了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章在介绍税收筹划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说明在众多的所得税税收筹划方式中,会计政策选择具有易操作、成本低、影响面小的优点,尤其值得企业采纳。最后,通过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的案例,分析了如何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     

纳税信誉等级制度建设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为了科学有效的构建和完善纳税信誉等级制度,应注意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评价分析、体现依法、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加大税务监查工作的威慑力、建立加强纳税信誉等级的动态管理以及认真分析评估企业的避税和节税状况等问题。     

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思考

分析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的课税模式、费用扣除标准、税率结构、征管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现行税法中的免征额、边际税率及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课征范围与个人收入形式的发展变化不协调,税收征管制度不健全,有法不依现象严重,难以从重处罚等问题。提出将分类所得税制过渡为混合所得税制、调整费用扣除标准、调整课税的级距及税率、建立科学有效的征管制度并加大对偷税漏税行为的处罚力度等举措,以维护税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对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探讨

本文对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当前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不足,并针对各种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改变税制模式,调整税率结构,调整纳税人认定和应税所得确认的规定,实行年终汇算清缴以及削减和调整减免税项目等。     

由个人所得税新政策引发的思考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月扣除标准,由过去的每月800元提高到每月1600元。个人所得税新政策给纳税者及政府财政收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个人所得税改革必须依靠经济学宏观理论的支持。今后的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建立合理的税率体系,要建立健全与个人所得税征收相配套的保障制度,同时将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作为完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要任务。     

日本个人所得税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政府对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征税对象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征收个人所得税,限制了贫富差距.我国个人所得税从1994年改革以来,税前扣除一成不变,税率设计不尽合理,税收歧视仍然存在,改革势在必行.     

基于企业税负视角的银行信贷风险防范研究

我国银行信贷具有较高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税收负担过重所引起的企业内部融资比例过低、负债率过高导致的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因此,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途径之一是政府通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提高企业内部融资比例.对企业减税的政策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税率或是扩大应纳税所得额扣除范围的方式来实行.     

浅析我国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是与每个人联系都很紧密的税种,它的完善与否,直接体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完善程度及居民素质的高低.但现行税制由于内外原因,存在各种缺陷.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中找到对策,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