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里的书签

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前半月,笔者访屈楚同志,谈起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群益出版社出版郭沫若著作的一些情况。屈楚同志说:郭老的剧本《孔雀胆》初版在重庆出书,印错的字较多,引起了郭老的不满。其后排印《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时,出版社在校对时就倍加细心。这一类著作,本来比普通书刊难校;因此郭老自己也动手参与校对了几遍,校完后还题写了一段话。群益的同志看到后深感这一题字的可贵,特意铸版印成书签,夹在上述两书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时隔三十八年,这事在屈楚同志记忆中还十分     

鲁迅书简十四封叙录

拙作《鲁迅集外佚简一封》在本刊今年第四期发表后,承一位同志见示,《作家书简》影印的鲁迅书简十封,已有几封先刊于《宇宙风》乙刊一卷一期。经查对,《宇宙风》乙刊(以下简称“乙刊”)所载为十封,有六封与《作家书简》(以下有时简称合集,盖系书简合集)重出,     

郭沫若早年家书(一九一三年十月——一九一四年十二月)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把郭老一部份早年的家书介绍给读者。六十年前,郭老东渡日本留学期间,眷恋祖国,怀念亲人,家书频传。岁月峥嵘,其间虽有纷飞的战火,国民党的迫害,“四人帮”的浩劫,然而至今却也有相当部份郭老亲笔手书的家信,为乐山文管所搜集、保留、珍藏了下来,这实在值得庆幸!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变幻。年轻的郭老忧国忧民,他怀着“伤心国事飘摇甚”(见《郭沫若少年诗稿》)的沉痛心情,抱着富国强兵的祷愿,辞亲去国,为寻求振兴中华之道,到了日本。在日本,郭老十年勤苦,十年奋斗,放眼世界,留心国事,砥砺志节,横溢豪情。这十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十年,关键的十年;也是郭老思想发展史上决定性的十年。这些家书既是这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的深刻反映,也是郭老亲手留下的关于他的这段经历的相当真实而可靠的记录。它是学习郭老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奇珍。这里发表的家书是:一九一三年三封,一九一四年十一封,计十四封。我们将它按时间顺序编排,并对每一封信的写作年月作了考订,加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和注释。郭老家书的整理编注工作,是在中共乐山地委、市委的领导下进行的。郭老的亲属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缺点、错误难免,敬望专家和同志们教正。     

郭沫若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郭老对凉山彝族社会的情况早有接触。他是四川乐山沙湾镇人,西距凉山不过数十至百余华里。这里直到现在仍保留下来的许多“蛮洞”,原是历史上彝族土司控制下僚人富有者的住室。彝族土司的统治势力直到明末清初才遭受比较严重的打击,可以想见郭老的家乡曾经长时期受过彝族奴隶主的威胁。当郭老殚其精力治古代史时,早就注意到彝族社会的情况,如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都曾提到。     

严肃与戏谑:作为戏剧的柏拉图书简

柏拉图传世的作品共计三十五篇对话和十三封书简.古代编者忒拉绪洛斯将十三封书简作为一部作品与《法义》等对话编为一卷,这说明,柏拉图书简与柏拉图对话具有某种相似性,而十三封书简之间具有某种情节上的统一性.首先,柏拉图书简同样属于柏拉图的写作,《书简十三》和《书简六》则表明,柏拉图书简和柏拉图对话一样是“严肃”与“戏谑”的结合体,既具有哲学的严肃,又具有诗性的戏谑.其次,十三封书简具有戏剧情节的统一性,这些书简构成一个首尾相连的圆环,这个圆环的每一链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了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或分离,是柏拉图书简的戏剧性之所在.     

《郭沫若楹联辑注》补正

<正>《郭沫若楹联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作者曲树程、杨芝明)是目前收集郭老楹联较完善之作。但确如孙席珍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尚未全备"。现将笔者所见关于郭老楹联的几种资料录出,以作补正。一、关于《寿杜波依斯博士》一联。此联书迹原件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2月23日第八版,原     

忆郭老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关怀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文物考古战线的先驱者,我们尊敬的郭沫若院长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巨大损失,同时也是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一个巨大损失。郭老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老生前非常关怀我国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积极领导支持文物、博物馆工作,并     

试说郭沫若《殷契余论》对甲骨学的贡献

1928至1937年郭老在日本进行古代史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有许多著作。他1933年辑在《古代铭刻汇考》的《殷契余论》(以下简称《余论》),就是比较重要的甲骨文研究论著。为了学习与研究郭著,本文试说《余论》对甲骨学的贡献。     

郭沫若同志与广东史学界人士畅谈百家争鸣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最近在广州邀请广东史学界杨荣国、商承祚、容庚、刘节、梁方仲、朱杰勤、戴裔煊、唐陶华、金应熙等同志作了一次亲切的谈话。郭老谈笑风生,与在座的同志广泛地交换了关于学术工作的意见。他们在谈话中,从陈端生的《再生缘》谈到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历史》一书的研究、编撰工作。郭老对广东学术界的活动很为关怀。他说,从报纸上看到广东学术界很活跃。广州在清代学术就很昌盛。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广东学术界是大有可为的。     

忆郭老

郭老病逝的噩耗传来,我正卧病在医院,悲悼不已。四十多年前开始的学术交往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郭老和我的学术友谊始于一九三四年夏。当时他被迫旅居日本,在不自由和艰苦生活的条件下,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并且为了掌握准确而丰富的史料又钻研了殷虚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由于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加上他有广博的文史基础,聪敏过人的     

《学灯》编发郭老诗稿的是谁?

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郭老诗兴勃发,成为一代诗人。郭老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郭绍虞同志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中说;“但我不敢掠人家之美,因为我没有在上海《时事新报》当过《学灯》编辑”。这是郭绍虞第四次表示否认自己是《学灯》编辑了。茅盾同志一九一九年也在《时事新报》做过编辑,据他回答笔者说,当时郭绍虞不在《学灯》编辑部,而是在北     

人是千里人 乐以天下乐——重读郭老的诗《颂大寨》

郭老逝世,对我这个曾经在郭老身边工作过的人来说,由于永远失去了自己心目中一位最尊敬而又亲切的长辈,心情是十分沉痛的。遵照郭老遗嘱,他的骨灰已撒在大寨土地上;这不禁使我联想起郭老的一首大寨诗。那是一九六六年春,我向郭老索求墨宝,郭老把他所作《大寨行》组诗中的末首《颂大     

读《庄子》札记

<正> 郭(沫若)老在学问上是大家,一点不带小家子气。每读其文,如临乐山沙湾之山水气势。鄙人若干年来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在西周社会性质问题上、在井田制度上,曾与郭老有过不少次的争论,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但在先秦思想、先秦文化方面,则与郭老每多契合。前些年听到过一句传言,说“《十批》不是好文章”;与此恰恰相反,我认为,《十批判书》是郭老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当然说好,也还是从气势(或气魄)说的;至于具体论点,     

回忆郭老二题

一九四六——四七年在上海大革命失败,郭老避居日本,是从上海出发的,十年之后,“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郭老回国抗战,又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经过八年抗战,郭老又到上海,上海人民都有对他重回故地倍增亲切的感情。郭老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旬到上海的,我在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去拜访了他,是吉少甫同志陪我去的。那时老吉主持的群益出版社,也从重庆迁移到了上海,有出版全套郭沫若文集的计划,我曾把几本郭老过去在泰束、光华、现代等书店出版的早期著作,送给他们备用,当我知道敬仰已久的郭老到了上海,很想见见他。老吉征得郭老的同意,满足了我的要求。当时他住在虹口区溧阳路,是沿马路有木栅门的一座日本式小     

“人生的艺术化”:理解朱光潜早期文艺美学思想的枢机

《无言之美》、《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谈美书简》未必是朱光潜先生的代表作，但却一定是他谈美生涯中三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朱先生走了一条曲折回旋的路。《谈美书简》体现出了明显的向早期美学思想回归的倾向。这在学界已渐成共识。因此，弄清末先生早期美学思想是弄清他全部美学思想的关键。对于朱先生早期的美学思想，学界向来有毁有誉。但大体上以1956年为界：此前，除鲁迅先生等少数几人有过严厉批评外，论者多持肯定态度；此后，则多为从政治而非学术立场出发的简单否定和批判。论者多偏执手朱先生的“言”──说了些什么，而忽…     

也谈武则天(之二)

在这里想就武则天的剧说几句。过去武则天的剧本,有宋之的的,主要从男女平等角度来翻案,不够全面;越剧《则天皇帝》把武则天写成一个失败者,令人丧气。郭老的《武则天》剧本的确后来居上,郭老因为传记式的剧本不好写,就选择了一段(679—684),期限仅仅五年,以徐敬业叛变事为中心,可惜我没看过。郭老在《我怎样写武则天?》文章里(《光明日报》62.7.8)说:“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又说“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我对艺术外行,不敢谈,只谈谈科学性这方面,也就是郭老所根据的史料问题。     

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

(一)奈良东大寺是日本有代表性的历史悠久的佛教寺院.这里有高高耸立着的十几米高的铜铸大佛像和为鉴真和尚给日本正式传戒而设立的戒坛院.此外,在这个寺院里还有叫做正仓院的保管文物和文书的仓库.这个仓库建于公元八世纪中期,当时的一级文物和宝贵的文书,被大量地良好地保存下来.其中不仅有日本的,而且还有中国和西亚的文物、书籍,当年日本与亚洲大陆的文化交流状况至今一如眼前.在正仓院保管的文书之中,有一种叫《写书杂用帖》(收在《大日本古文书》卷一),其中可以见到如下一条关于《楚辞》的记载:     

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伏羲女娲图与日本龙谷大学藏伏羲女娲图的缀合

笔者在参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发掘报告》整理编写工作过程中 ,发现出土于阿斯塔那 2 2 5号墓的深蓝色绢本伏羲女娲图 (田野发掘编号 72TAM 2 2 5 :15 ) ,与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收藏的伏羲女娲图 (图一 ,又见日本龙谷大学编辑出版、龙谷大学创立 3 5 0周年纪念刊《大谷探险队带来品西域文化资料选》第 15页 )可以完全缀合。编号 72TAM 2 2 5 :15的伏羲女娲图为深蓝绢本 ,1972年末至 1973年初在阿斯塔那墓群第十次发掘的张氏家族茔地内出土。发掘时该墓已被盗扰。墓内杂乱 ,未见墓志、告身、衣物疏等纪年文物。墓室内有女尸一具 …     

平生四海惯为家——谈郭沫若同志一首未发表的七律

偶读金敏黻《静晤室日记》(手稿),发现著录有郭沫若同志未曾发表过的七律一首。这首诗写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作者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回顾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生涯,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嫉恶如仇、渴望战斗的强烈愿望。我们从诗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郭老首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学者;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才是文学家。这丝毫没有低估郭老学术成就和文学业绩的意思,而是说,他是一个战斗的学者,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这首诗对于了解和研究郭老的思想和生平,很有价值。原诗如下:     

关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介绍鲁迅保存的四封阮氏书简

在对鲁迅《狂人日记》的研究中,不少论者对小说主人公“狂人”的原型相当重视,并有所论列。王士菁同志在《鲁迅传》中,于叙述“狂人”原型发病情况之时,还引述了一封病人所写的绝命书——此信现在保存于鲁迅博物馆。这封绝命书,应是研究这位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进而对比研究“狂人”形象的很有价值的资料。为了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笔者向鲁迅博物馆求教;承鲁迅博物馆热情协助,寄来了经鲁迅保存下来的“狂人”原型阮久荪的四封书简（包括上述绝命书在内）的抄件。笔者对鲁迅博物馆的同志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和敬意。为了和同好者共同研究这些材料,现将书简转录于下,并陈述自己的见解,希望得到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