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试论荀子的礼治模式

战国时代,荀子和孟子开辟了孔子儒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从此,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艺术、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儒家化的基础。而如果说孟子在思想层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浸入了儒家的价值论和精神,那么,荀子则在实践层次上塑造了中国礼治的基本形态。荀子认为,“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这段表述简明地概括了其礼治模式的基本方面。“礼始乎棁”是说礼始于对人本性的的收敛和约束。“成乎文”是指礼落实到礼之文饰上面,使礼具有规范的实在性。这种礼的规范性在孔孟那里具有外在规范和内在道德的双重意义,而在荀子的礼学思想中,过多过重地强调外在规范性,并借助政治、法律的权     

论先秦儒家“礼治秩序”及其对当代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

先秦儒家推行的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礼治是通过等级礼仪制度、政治运行规范、社会生活原则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核心元素,也是儒家治理社会的目标,其内容及合法性思想主要包括:君民有别,等差有序;情欲难免,节欲礼控;礼本法末,德主刑辅;礼乐之统,以乐从仁。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挑战,"吸收"、"转化"礼治秩序思想和经验,对当代政治秩序化建构有着举足重轻的借鉴意义。     

从丧服制度在近代的变迁看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化

丧服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它法系的独特性特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中西法律文化开始不断地冲突和融合,中国传统法律开始逐步近代化。清末变法修律,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作为传统法律重要内容的丧服制度也经过了一个由修改到逐步废弃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礼——中国文化传统模式探析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世代相沿的主要形态。礼有多重含义,礼貌之礼、仪节之礼、伦常制度之礼,从春秋以来就有这样的区分。礼制、礼律、礼教、礼治从不同层次表述礼的内容和功能。一个礼字,内涵外延之深广,曾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同义语。     

宗法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比较——关于制度结构与制度内涵的研究

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制度结构不同,中国宗法社会的制度结构是礼法并举。礼制规范不但包括了市民社会非正式约束中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传承、价值观念、风俗习性等因素,而且还涵盖了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的全部经济规则、合约和大部分政治规则的内容。而宗法社会的法只涉及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政治规则的刑法合约,是对礼必要的补充。     

礼意重诠与制度开新——论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层累诠释及其意义

从周代的政治体制及礼治原则考察,周代为旧君服礼制体现了对旧君故臣关系的贬抑。然而,由于受到以恩义相维系的旧君故臣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孔子独断论诠经方法的影响,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递相重释,使得该制度负载起了儒家理想的君臣之道的内涵。此后,汉晋礼家以此为基础,在经典与社会互动的诠释取向下对此古礼进行了层累诠释,最终推动经典制度在晋代的新变。这显示,中国古代以求道为取向的层累诠释对于经典礼制的开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

中国古代"礼"概念包括礼节仪式、伦理道德、政治等级三层含义,三者虽有联系但各有特定的内容。作为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对象,礼仪、礼制都是特指"礼"的礼节仪式层次。礼仪包括民间礼仪与国家礼仪,后者即通常所说的"礼制",亦即礼仪中具有国家背景和政治强制力的部分。礼仪制度有别于其他典章制度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表演性、象征性和程式化、标准化。表演性、象征性使礼仪具有高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意义和广而告之的公示功能,程式化、标准化使礼仪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规范性以及维护和强化社会政治等级的功能。中国古代礼制的发达使礼仪的两种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给中国文化烙下极度重视表演和程式的印记。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国家礼制吸纳佛教,如将佛寺声钟、开启道场等纳入国家礼制;国家多方扶植佛教,如临幸佛寺、政治上支持、经济上赏赐和兴修佛寺;佛教参与国家礼制,这在吉、嘉、宾、军、凶五礼上均有所体现;佛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此外,佛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其突出表现是佛教火葬习俗对儒家礼制与封建秩序的强力冲击。     

礼贯古今:以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典礼及典礼制度建设.以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伟力,汲取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文化,体现中华礼制文明的"治安之道";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民族伟力,汲取中华传统礼典的民族感和凝聚性、神圣感和虔诚性、威仪感和纪律性,建立完善的大党大国典礼仪轨;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国际传播伟力,着力于典礼外交以及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大党大国的全球传播新格局的构建,并以典礼文化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大党大国的典礼,既是党的盛典、国家的礼典,又是人民的节日,彰显了中华礼制文明的伟力.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高丽贡女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在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婚姻文化价值观,既是蒙古贵族采用贡女制度来体现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控制的重要原因,又是该制度在元代得以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蒙古族的女性观念为大量纳娶、使用高丽女性提供了心理基础;高丽贡女制度的存续,既是蒙元政治、军事强权的产物,也体现出蒙古贵族对高丽民族文化的认同。高丽文化观念中的"事大"思想,是高丽贡女制度得以推行并发展的内部条件;高丽女性的文化与人格魅力,是高丽女风行于元朝的必要条件。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传统道德的困境——“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反思

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礼治秩序,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道德范畴,为维护这个秩序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它们是礼治秩序的灵魂和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泛道德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文化,人们举手投足、洒扫应对,以及政治的运作、刑事的施行,无不可以纳入道德的范畴。事实上,儒家这些简单粗浅而又无法确定其涵     

礼经建筑空间的政治叙事

空间叙事理论作为叙事学的前沿理论受到叙事学界的关注.从文化角度理解叙事,并把古代文化典籍从现代学科分类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会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和空间叙事问题.本文对产生空间叙事理论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礼经"做研究,提出古代<周礼>、<仪礼>和<礼记>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礼经的空间叙事从建筑切入,规划了礼制"辨方正位"的建筑空间格局,建立了礼制国家的空间正位之治,规定了礼制身份的空间方位之礼,确立了礼制等级的空问高大之贵.礼制用建筑的空间布局建构礼仪制度,以建筑的恒常特性维护礼制的固定不变,使之成为政治伦理文化的常规.礼经的建筑空间叙事是在时间序列中进行的,政治叙事的空间理论转向为艺术的空间叙事理论.     

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政制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

朝鲜王朝（1392-1910）在五百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积累了一大批政书,包括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这些政书均具备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其中《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国朝丧礼补编》是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影响力的通制与政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基石,也集中反映了这种统治背后的制度逻辑。通过分析该三部经典不难发现,朝鲜王朝的政制具有鲜明的礼学色彩,它既对中国朱子《家礼》所勾画的礼制思想多有继受,又在此基础有其自身的礼学创制。朝鲜通制与典章对其自身政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清晰进路。     

"十七年"文艺稿酬制度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的17年当中,随着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国的文艺稿酬制度无论在形态、性质、功能,还是在分配方式和数量上,一直处于一个不断被重新认识和不断被调整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这些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后国家文化体制的演变,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稿酬制度的政治化、等级化及其在中国作家创作与生活中地位与作用的衰微化。     

清朝对蒙藏地区实行的“礼治”政策

礼治",就是通过"礼制"、"礼仪"、"礼器"等内容和手段,来维护和协调社会的等级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牢固。清朝统治者优礼、尊崇藏传佛教,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统治蒙藏地区的工具,把对藏传佛教的管理纳入国家礼仪制度,通过"礼治"维护了蒙藏地区的稳定,有效地巩固了清朝政权。     

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儒家以“礼”相“让”观念的义蕴及当代价值

“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让”作为儒家仁礼思想的精神要义,既是礼治的逻辑起点,也是礼治要抵达的至德形态,尤其是“让天下”的思想,可谓孔子内圣外王治国理政思想的一种极致表达。因此,被视为德、礼之主的“让”,既是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也是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底色,对塑造中华文明核心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一问题,为当今合作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中国主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