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纳于大麓”与虞舜的山林性质

对于《尚书·舜典》中的"纳于大麓",历代注家多有异见。王肃和《尚书孔氏传》以"麓"为"录",其根源在于今文经学系统的《尚书大传》及郑玄对《大传》的注释。被段玉裁归入"古文说"、以《史记》为代表的"山林川泽"说,则认为"大麓"就是"山足"或者"林之大者"。从四岳和有虞氏的身份来看,舜的部族归属炎帝系统,是尧政权下主管山林的行政首领。因此,尧将舜"纳于大麓"是对他的本职工作进行考察。     

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兼论晚书辨伪

《尚书》文本在形成与早期流传过程中虽然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它们在事实上启导了早期的文体分类观念.《尚书》中的训、诰、誓、命,最初为仪式或行为,后向文体名转变.《尚书》的篇题构成与文体分类,也要在此背景下理解.清华简《尹诰》对应亡佚的《咸有壹德》,其篇题当拟作"尹告",得自文中"挚告汤曰"一语.清华简《傅说之命》对应亡佚的《说命》,其中册命的内容合乎"命"之篇题.通过清华简的新材料,我们得以真正理解《尹告》《傅说之命》等篇题的由来,并可进一步证伪晚书.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书》与国史《春秋》的生成

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撰述与记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工作,《书》与国史《春秋》皆是撰述之作,既继承了史官实时记录的特征,又有其独创性。周代史官至少创造了两种记事文体,即策书体与简书体。《鲁春秋》继承了史官记事之体,孕育了经传二体。《书》体源自史官记言之体,保留了其实时记录的特征。周代统治者的执政传统是《书》与国史《春秋》从众多类型的文献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尚书》与《春秋》分别脱胎于《书》与《鲁春秋》,其文体既继承了旧史之体又超越了旧史之体,兼具实时记录与反思性叙事的特征,以言事二分为标准裁判《尚书》与《春秋》体例是否纯正的做法不可取。     

孔安国在汉代《尚书》学传播中地位和作用

汉代《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授系统。孔安国为《尚书》博士,曾授业弟子倪宽,与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同时他还整理、认读孔壁古文《尚书》,上献朝廷,并初步训解,传授弟子与后人,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故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尚书》学,对两家之兴均有发起之功,为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墨子》与古文《尚书》考辨

《墨子》在古文《尚书》考辨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辨者或据《墨子》以辨其伪,或据《墨子》以辨其真。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清人才开始用《墨子》来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辨伪者运用的方法有区别;二,各个时代墨学发展的兴衰不同。     

魏源《书古微》的学术特色

魏源治《尚书》主张专宗西汉,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其所著《书古微》即以此为职志。此书继承常州学派庄、刘等人的学术特色,加以自己的发挥与引申,得出了许多常人注意不到的"大义"。这一学术特色的根源在于,魏源相信《尚书》曾经孔子亲自编撰、删削,必有深意存焉。但同时《书古微》在阐发微言大义时,也多有罔顾史实、无根失据之论。     

试论《尚书》的编纂资料来源

春秋战国之前出于统治管理的需要,经常发布各种诏令文件,是即所谓“书”。书的撰拟出自史官之手,同时还有一套严格的档案文件保管制度,使得书的保存流传成为可能。这是后来《尚书》得以编选的前提条件,从中亦可窥见到《尚书》之名的由来原因。《尚书》的编纂资料来源决定了其性质,因而《荀子》谓“故《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谓《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都正确指出《尚书》源于统治管理文件的根性及成因。近代的疑古学者钱玄同虽不相信《尚书》,但又谓《尚书》似乎是三代时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却有几分道理     

《尚书》的“卜不习吉”观及其与《易传》的关系

《尚书》“卜不习吉”观:纵向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天佑于一德”、“动罔不吉”——“敬修其可愿”、“卜不习吉”;横向上,“天命/天德”、“王命/王德”、“民命/民德”三位一体.这与《易传》纵向上本天道而立人道、尽人事而听天命,横向上广德广业、得正得位的卜筮观义理相通.以《尚书》与《易传》互参互证,对于阐明二书相关篇章的成书年代、观念结构及其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都很有帮助.     

“朱熹疑伪《古文尚书》”一说考辨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朱熹有怀疑<古文尚书>为伪的思想,本论文在对朱熹<尚书>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朱熹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盖距.但他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迭而不是字字有解.     

茶山《尚书》学研究——阎毛之争的评议

清初阎若璩和毛奇龄《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公案,当时和其后的几乎所有硕学鸿儒都卷入了这场著名的学术论争。朝鲜李朝学术界对阎毛论争也作出持续不断的积极回应,丁若镛的《梅氏书平》是其代表作。丁氏《尚书》学具有"平实"特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发凡条例,纲目分明;穷究字词形变,探索辨伪新法;辨析同形异义,分解深层结构。丁氏《尚书》学既与乾嘉诸儒相通,也与乾嘉学术在研治旨趣和研究目的方面有别。丁氏《尚书》学在整个《尚书》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从"贯革之射息"到"王道成"——《召南·驺虞》早期传解的转换逻辑及安大简的整理

《召南·驺虞》早期传解之差异是分析《诗》在宗周时期及从宗周官学到孔门仁学转变的典型案例.从安大简《驺虞》来看,此篇之起,或与狩猎纵生及其所喻指的弭兵止杀相关.由《墨子》和《乐记》所载,《驺虞》篇在周初即发生过一次传解的转化,从息"贯革之射"的止杀弭兵诗发展成歌颂众官齐备的颂赞诗.至于解驺虞为嘉瑞仁兽,实际上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山海经》《尚书大传》《淮南子》等所载之瑞兽故事、《尚书·洪范》《礼记·中庸》和董仲舒的天人相应之说、以及《毛诗》序传自身内在系统性与整齐性要求,等等.《驺虞》篇早期传解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字用习惯,其传解逻辑之转换同文字形态之变化亦正相关联.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夏虚诵古:早期《书》类文献之流播

唐叔虞就封之处为故唐尧和禹夏之虚,其地在晋南之翼城。出土及传世《夏书》篇章中,多见晋文化留痕,显示出早期《书》篇流传过程中的“夏虚诵古”特征。就《甘誓》而论,除了殷商之时已写定篇章,流传至春秋时晋国而被改移修饰外;亦有可能,今传《甘誓》为夏虚一直口传之篇章,至战国时始形诸文字,因为口传方式的不稳定性,使得传承者自动将其“六人”改为“六卿”,《甘誓》篇遂成今日面貌。相较而言,在改换之处上,《明鬼下》所引之篇具更多商周写定文本的痕迹。《厚父》篇属于《夏书》,观此篇亦可见出夏代口传文献之代代相传;其文体特征近同周初文献,则提醒我们此篇写定时间或在周初,抑或是经过周初之转写。《书》篇渊源甚早,且其流传同夏虚所在关系密切;《书》类文献的区域性传播,提醒我们早期可能存在一种《夏书》《商书》《周书》分编的文本形态。     

孔氏家族对《尚书》学的卓越贡献

据史书记载,孔氏家族的始祖孔子曾对古代优秀文献《尚书》进行编纂,并为每篇作《序》,概述其写作的原委和宗旨。孔氏家族在西汉的传人孔安国,于秦火之后对《尚书》进行抢救,并为之作训注文字和考证史实的《传》。孔安国之后,孔氏家族许多学者坚持对《尚书》及《传》进行搜集、整理和修订。至魏晋之际,包括今文三十三篇和古文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完整的孔传《尚书》,已经问世流行。孔氏家族对《尚书》学贡献卓著,在历史上应该写下浓重的一笔。可是自宋代疑古思潮兴起以来,许多学者对孔氏家族在《尚书》学方面的卓越贡献,进行歪曲、抹杀和诋毁。今天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揭露疑古思潮的危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让孔氏家族对《尚书》学贡献的业绩,大白于天下。     

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 ”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有(瞿)字,学界尚无说.通过考释可以认为,它是个从(日)(臣)((目目))声的形声字,就是《尚书·顾命》中之"瞿"字.本来所指可能是一种戚钺类兵器.     

清代《尚书》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及其学术取向

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学术线索：一是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中心的官方经学学术传统,二是以乾嘉以来汉学家为中心的私家《尚书》学研究传统。官方经学与私家著述并行而进,构成了清代《尚书》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亦揭示出汉学、宋学之争在《尚书》学层面的逻辑结构：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官方经学和以复兴汉儒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私家学术传统之间的学术较量。两种逻辑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尚书》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自觉。     

张九成《书》学思想脞说

张九成《尚书详说》久已亡佚,辑佚可得18万余字,据此可观其《书》学思想之梗概。张氏相信孔子序《书》说,解《书》注意挖掘微言大义。学于杨时,其《书》解深浸理学之思。又从游宗杲,逃儒归释,往往以佛理解《书》。又每以天人感应之说阐说经义,以矫时弊,以儆人主。解经中激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志,直指当朝主和之苟且。其以解《书》为思想斗争之手段,彰显了士人之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