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习惯法对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影响

习惯法普遍存在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是民族传统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调整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促进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习惯法也存在着诸多不利于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消极因素。因此,应克服习惯法对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以促进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     

论藏族习惯法的宗教哲学基础

习惯法在藏族社会秩序的构建和藏民行为规范的调整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藏族习惯法长期浸润于藏传佛教中并从中获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和符合世俗道德的合理性,藏传佛教的和谐观、平等观和自律观为藏族习惯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民众的世俗生活和终极追求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宗教是解读藏区秩序的关键,因此它必然成为藏族习惯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信仰、习惯法与生态环境——试析青海藏族生态观念对保护草原环境的影响

青海藏民族的部分生态观念集中体现在民间信仰和习惯法上,在一定历史时期,青海藏族民间信仰中的禁忌和自然崇拜等观念及其部分习惯法内容对保护当地草原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民事习惯法与民法典的关系

习惯历来是我国民间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手段.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不能忽视对习惯法的借鉴与吸收.制定法与习惯法间有冲突但也有互动.要透过习惯法中的纷扰看其本质,去其糟泊取其精华,将其上升为法律,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得民心,发挥长效.     

论民事习惯在我国民法中的合理定位

民事习惯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是一个分歧很大的问题.从习惯法的通常定义,我们发现习惯是比习惯法更宽泛的概念.民事习惯在各国的立法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在近代的某些时段,民事习惯曾经遭到漠视,但当代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民事习惯在法律中的地位.现在我国由于对民事习惯研究不够,民事习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该加强民事习惯研究,使民事习惯在民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习惯法与民族社会控制

民族社会控制是以特定的社会规范为依据而实现的,离开了特定的社会规范,也就无所谓民族社会控制.然而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社会秩序结构模式存在着差异,但习惯法作为民族社会控制的主要依据的作用却是一样的.在此,我们着眼于现实社会,以藏族地区社会为例,分析民族社会规范与民族社会控制,并对习惯法作为传统法文化在民族社会控制中发挥的正反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晚清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实施的法规类型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存在地方官府管理、地方官府与土司土官双重管理、土司土官管理、部落自治等多种政权管理类型。受复杂的政权管理、地理环境和族群因素等影响,该区域国家法律、土律土规、习惯法、乡规民约和僧规戒律等多种法规并行。处理案件和纠纷时,地方官府按国家法律法规处置,土司土官主要按土律土规和习惯法处置、重大案件移送官府处置,自治部落按习惯法处置,乡规民约、僧规戒律分别对民众和僧尼具有较大行为约束作用。习惯法、乡规民约、僧规戒律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巨大,至今在当地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文化影响。推进民族地区当代法治建设,应注重发挥习惯法、乡规民约、僧规戒律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补充作用。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

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差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并实际地发挥秩序维持功能的必然性。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弥补国家法有限性的同时,又和国家法发生冲突。在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下,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受到国家法的检视和制约,其中不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部分应受到否定。市场力量的作用以及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逐渐被国家法取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依法治国背景下青海藏区“习惯法”治理研究

藏区习惯法是在藏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形态,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规范约束部落成员行为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曾经销声匿迹的习惯法死灰复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习惯法作为部落社会的遗存,与现代国家法相冲突,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治理,才能维护藏区的长治久安,为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通过习惯发展法律——未定型社会中的法律弹性

不同的社会变化形式要求不同的法律变迁方式与之相适应.我国社会进程的探索性和尝试性,要求在坚持积极立法的前提下更加重视习惯法,要求通过习惯法的采集、适用、提炼及制定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来促进法律变迁.这种方式能够较充分地尊重和适应我国未定型社会的历史特征.借助宪法惯例实现宪法变迁,既是这一格局的一个局部表现,也是对这一模式的有力证明.     

社会科学进化发展模型新探

针对以往探讨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模型大多是把“自然”替换为“社会”而已 ,本文在借鉴和检讨西方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展模型思想的基础上 ,立足于马克思“思维工具与思维产品”相统一的思想 ,从思维的基本细胞———“概念”的历史逻辑发展的角度 ,指出概念的逻辑档次提升和级别的跃进 ,是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微观模型     

论古罗马时期的有机整体论文学批评思想

贺拉斯和朗吉努斯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观念,即作品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组织要有机统一。贺拉斯的有机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合式＂、＂合情合理＂原则,更多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朗吉努斯认为有机性源于对作品的组织能力,选材要选重大有意义的事件,为有机整体论注入了典型化的内涵,同时认为文学作品风格的崇高源于作者的高深...     

从刘勰的“梓材”说看理想人格的建构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提出梓材之说,要求君子具备藏器待时的心理素养、内圣外王的道德建构、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和经国济世的智慧才能,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格的理想范式,但也暴露出中国传统人格理念中重德性而轻知性、重理性而轻感性、重群体而轻个体的历史局限。     

走出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樊篱

本文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发展脉络的梳理,试图从其各自的优势和弊端中找出走出当代西方哲学困境的出路,尽可能地减少后现代思潮带给中国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     

基于DEA的财政支出效率分析——以宁夏为案例的研究

财政支出效率对宁夏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结合财政管理的职能,界定了财政支出效率的内涵,并设计了衡量财政支出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工具,分析了宁夏及18个市县与我国31个省市区的财政支出效率。最后,给出了提高宁夏财政支出效率的若干政策建议.     

创造视角下的两种文化交融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已成为当今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关于这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更是当今时代的一大难题。文章以创造的视角去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关系,从创造的三维立体定义出发,分别从创造成果、创造过程和创造境界三个层面分析研究了两种文化交融的问题。     

思维能否“建构”世界:施蒂纳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章解读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从强调人的唯一性的考虑出发,表达了他对语言、思维与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他通过语言叙述使思维完成了对世界的建构,又借助观念转换使思维实现了对现存世界的占有。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施蒂纳的思维观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会遇到诸多困难,因为它不能处理诸如现实内容的多样性、不同个体之间的唯一性、个人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冲突以及观念怎样引导甚至支配现实等问题。当然,马克思的观点既与施蒂纳相对立,也与一般唯物主义不同,而是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照世界方式的双重超越。进一步说,语言之谜、思维之谜、世界之谜及其相互关系之谜,之所以剪不断、理还乱,根源在于人的现实复杂性和精神超越性。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对Verhulst模型在研究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的适用性评价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用非线性回归法建立了中国互联网用户增长的Verhulst模型，并对该模型的适用性作了分析。同时认为增长机理复杂、观测期太短以及观测数据缺乏科学定义是导致Verhulst模型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同意广义的Verhulst模型原则上适用于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代、近代的整体主义到现代、当代的个人主义的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个人主义的严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解决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及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