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封建金融机构钱庄弊端百出：外受外国银行控制，时常发生倒帐风潮；内存较大消极落后性，多行风险经营和投机经营，已不能满足上海经济现代化对金融机构的较高要求。20世纪初，钱庄面对新式银行的激烈竞争，开始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方向转化：逐渐与近代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融合；引进近代汇划制度。但钱庄的转化步伐缓慢，在南京国民政府金融控制政策下，逐渐衰落，沦为国家银行的附庸。     

晚清本土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互动性分析

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金融行业钱庄同外国资本主义在华金融机构外商银行在特定时代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碰撞,必然地形成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常常表现为合作、依附、竞争、冲突。本土钱庄与外商银行的互动关系,正是中西经济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和案例。     

盛宣怀：银行故事

英国丽如银行1845年率先进驻中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英、法、德、俄、日等国家在中国开设的银行不少于20家,而中国却没有一家自办的新式金融机构。当时中国金融的轮廓主要是由外国银行和本国的钱庄、票号组成。钱庄受制于外国银行,票号也无法独立运行,更无从与外国银行在华势力相抗衡。中国金融的命脉主要被外国银行所主宰。     

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

钱庄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钱庄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旧式金融机构,它在货币兑换、调剂头寸、助于商业方面起到过历史作用。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力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封建的钱庄,其性质也象中国社会一样逐渐畸形化。它既保持着与中小商业的密切联系,也带有越来越浓重的买办性。它与封建势力有瓜葛,但也越来越注意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但,就其基本特性来看,近代钱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还是其代表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汉口钱庄亦如此。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过分夸大汉口钱庄的金融势力和作用,近代汉口钱庄一直是与外国银行、国内银行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实,这种“一直”足不存在的。(但是,近代汉口钱庄确实有过象本世纪头二十年那     

近代江南乡镇社会的金融格局和功能

近代江南乡镇社会的金融机构主要由典当、钱庄和银行构成.银钱业沟通了乡镇社会与国内外市场的贸易交往;为近代工商业的兴起融通了资金;新式银行减轻了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有利于农民的再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生活.作为旧式金融机构的典当、钱庄,在经济生活中亦有消极作用.     

论国民政府对交通银行的改组缘起和角色定位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交通银行是继大清户部银行之后的第二家官办银行,它的创设有着复杂的背景,从最初清政府特许的商业银行,到一个兼有国家银行、商业银行性质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早期对实业的发展就做出了一定贡献。当时中国旧式的金融业如票号已经开始走向衰落,钱庄也日渐式微,不能满足中国实业发展的需要,急需一个新式的专业银行来调剂市面。但由于对交通银行的定位不明确,长期以来,交行在业务经营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未能尽全力于发展实业,显然有悖于开办银行的初衷。国民政府觊觎交通银行在金融界的实力和影响,在1928年和1935年对其进行了两次改组,将其定位于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并成为国民政府“四行二局”金融体系的主要成员。交通银行后虽沦为官僚金融资本的垄断工具,但其专业化的形成,有利于近代实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近代金融机构趋同性研究: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式银行为中心

组织趋同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近代化趋势的重要表现,银行业、银行与钱庄以及银行与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趋同性.近代金融机构的组织变化支持如下结论,竞争收益和合法性要求是金融机构越来越相似的基本机制,当两者不一致时,金融机构往往选择牺牲合法性而追求经济利益,但政府主导市场结构变化而不是机构本身的变化可能是影响金融机构组织绩效的主要因素.     

刍议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是一种非法金融机构,主要存在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地下钱庄的存在有其现实的客观基础,其独特的营运方式使其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对地下钱庄的治理应根据实际情况,顺应历史趋势,采取堵疏结合的方法,并最终使之转型为民营银行.     

邓颖超倡导妇女统一战线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举办"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邓颖超是与会的正式代表,是会议的核心人物之一,为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4月,宋美龄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名义,函请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     

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

《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刊载了刘建生教授的《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文章是该项研究的续篇,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估算了票号业的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使山西票号的主要指标和数据趋于完善,也为从宏观和数量的角度探讨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以及票号与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奠定了基础。     

试析金融中介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角色转变

金融中介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进程中,非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数量剧增,金融中介的功能呈现多元化。金融中介在结构、功能及市场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与金融创新密切相关,金融创新是金融中介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因。因此,金融中介机构只有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把握这种变化并及时正确地应对,方可赢得一席之地。     

民国元勋程德全——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新说

民国元勋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模式,与“武昌首义”的暴力革命模式,是民国建立的两大典范模式。正是在苏州和平光复模式的影响下,东南六省五天内宣布光复。同时程德全以苏州之财力组建江浙联军,督师攻克南京,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岌岌可危之际,在南京确立了革命的新基地。苏州和平光复使江南财赋不再为清廷所有,清廷失去东南漕粮与财经支持而无法持久。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收功则在江南,转折点在苏州。程德全就是推动这一历史转折的民国元勋。但近百年以来,对程德全的历史评价缺乏公正。“和平光复”是“投机革命”之说盛行。近十多年以来,史学界对程的历史功绩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对于程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于民国创立的重大历史贡献,依然存在认识不足,需要重新加以铨释。     

“五四”现代爱情观念的确立与启蒙思想的限度

出于对民国危机的深刻理解,“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自我”为依托,以“伦理革命”为手段,由此构建出一套以自由、平等、灵肉合一为原则的现代爱情话语。不过,这一新生的现代主体也暴露出其局限：一方面,两性的平等自由必须经由个体的自我立法与自我约束,新的恋爱法则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道德-伦理秩序,“人格之爱”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在与落后、腐败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化的权力关系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以都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想象和模板的主体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挫败与打击。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从内部催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变革。     

论二程的"为己之学"及其对朝鲜教育理念的影响

程颐、程颢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他们在以词章、训诂、科举为主的学风盛行的北宋初期 ,毅然提出了“为己之学”。不像“为人之学”跟满足自己的名利私欲联系在一起 ,“为己之学”是指对“理”的探求与将其内化为提高自身的修养的纯粹的学问观。二程所坚持的这种为学态度对 16世纪朝鲜教育理念上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朝鲜中期性理学的集大成者李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钻研和书院的设立及普及来振作了“为己之学”的学风。与当今的教育比较而言 ,“为己之学”的精神与实践具有更强的崇高性和本质性 ,这对现代社会的人生方式与教育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元儒程端学对《春秋》三传的辩驳

程端学是元代一位著名的《春秋》学者,所著《三传辨疑》是攻驳三传的一部力作。在此书中,他综合宋儒孙复、刘敞、叶梦得三派的手法,对三传极尽其攻驳之能事。但同时,对《左传》在叙事和《公羊》、《谷梁》在解释与经义无关的文句及文字训诂方面的长处,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此足以反映了程端学对三传客观辩证的评价风格,而这一点,是古今学者少有能及的。     

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中的财政成本控制

银行体系是政府最严重的或有隐性负债的来源。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历来是作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其全部的风险和重组的义务。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财政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财务危机中发生的成本一再扩大。为了控制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中的财政成本,必须要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加强各方监督的激励机制,包括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建立透明的“风险分享”机制、完善金融机构重组和注资的法律规范、强化公众和法律对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此外,还要规范财政注资的措施,使其显性化和透明化。     

后危机时代中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几点思考——路径选择与立法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及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已成定局。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之路带来了新的挑战。后危机时代政策性银行将何去何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性银行改革之路？如何通过立法推动政策性银行改革的进程,保障改革的成果？这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只有认真回答了这些问题,政策性银行才能合理、合法、合规的实现转型。     

片刻言情尽有真——程伟元与朝鲜友人往来纪事

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记录其在沈阳拜访程伟元的全过程,并保存有程伟元一首诗,该诗也是迄今所见程伟元惟一诗作。李海应日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极大地丰富了程伟元的家世生平资料。朝鲜李朝时代流传下来了大量用汉文记录的"燕行日记",从中可寻觅与《红楼梦》相关的资料,并取得突破性的新发现,为新世纪中国红学研究作出可贵的贡献。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现代金融理论的数量化趋势

历史地考察现代金融理论的演进 ,可发现其不断呈现数量化的发展趋势 ,数理金融也经历了产生、发展到面临挑战的历程 ;为弥补传统数理模型的不足 ,金融理论不断吸收非线性方法、现代计量经济、现代控制论、人工智能等现代数理理论方法 ,并与之交叉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