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撑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金融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的持续积累和技术的突破创新两条主线,对制造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金融发展增加资本积累是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基本传导机制,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增量资本和存量资本的动态调整来实现,金融发展能够分散研发创新风险形成合理的创新治理机制。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利用广东制造业28个行业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分为规模、结构、效率三个维度,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进一步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     

经济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然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陈旧、内容老套、观念落后致使实效性不强.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的新要求,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要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更好地服务"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顺利实现.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未来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结构将不断优化,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转型升级将成为企业与地区经济的普遍特征。在此前景下,中心城市和城区将沿着升级版的城市化道路继续发展,向深度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城市发展。未来实现城市经济转型目标,必须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深化改革。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政策功能的转型

加速推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改变过去那种用扭曲要素价格方式创造人为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率先在内涵、特征和功能上进行转型升级。产业政策的率先转型升级,可以助推经济发展平稳地渡过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的过渡期,降低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战略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转向创新驱动,产业政策的目标、手段、工作机制等也要随之进行根本性变革,尤其是要从物资资本为重心转向以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为重心。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微观基础,建设统一市场必须调整旧常态中产业政策的发展方式,消除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确立横向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整个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优先地位。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新常态下青海省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探索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和支撑产业发展的供需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模式日益与新常态特征和要求不相适应,已到了必须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本文分析了产业转型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动力,以及青海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转型升级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和基本路径。     

新产业革命视角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思考

以信息、互联网等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席卷全球,将导致生产方式及产业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革。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方式亟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此背景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传统的竞争优势将被削弱,而高端制造业发展仍然滞后的严峻挑战,如何借助新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完成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显得十分紧迫。为此,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全方位构建产业新体系是我国在新产业革命背景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正确选择。     

新常态下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融合供给侧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将进一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服务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主体。基于供给侧改革逻辑,探究新常态下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城市)化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机制、实现路径及其发展模式,能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城市)化良性协同融合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常态下外资经济的转型发展：基于环境效率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要素优势减弱,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环境效率将成为外资经济转型发展的落脚点。当前,我国环境效率水平较低,外资经济对环境效率影响整体为负,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为此,应把提升环境效率作为外资经济转型发展的主线,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提高环境标准,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区分不同地区,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注重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提高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     

论我国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大调整。在相对较长的后危机阶段,我国的城市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经济的迟滞发展,来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将自身镶嵌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去,来实现转型发展。以服务业结构升级主导下的城市经济转型,应着力提高城市经济容积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并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并重和加快建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体系。     

浙江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基于企业成长理论的分析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富活力、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受到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遭遇到了30年来最严重的打击。面对危机,很多民营企业以此为挑战和契机,把转型升级作为其摆脱危机、继续成长的必然选择。本文在总结浙江民营企业已出现的多种转型升级路径的基础上,从企业成长理论分析入手,并列举相关成功的企业案例,以期能对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选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路径与影响因素

19世纪受西方外力的影响,中国开启了一条新型工商业城市的人口城市化道路,它与传统中国的市镇型城市化道路构成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的两条路径。囿于时代条件,19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经济社会自然发展所引起的正常的城市化道路,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这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扰等因素有很大关联。     

秩序的“立”与“破”——从社会治理思维方式转向论“新常态”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对秩序的强调始终充斥着本体论情结和常态化思维,力求用社会进化论、客观规律性、整体统一性、稳定可控性等理念范畴来把握社会历史运行态势.近代以来,日益盛行的资本逻辑以物化思维遮蔽了人化思维,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观绑架了个体意志,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却没能使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得以彰显.后现代主义秩序现在瓦解常态世界秩序统一性的同时导致社会陷入多元纷争和虚无主义等混乱境地.基于以上社会治理思维逻辑的局限性,新常态思维寻求“破”与“立”相统一的新秩序观,倡导自我改革与创新的全民发展观,这是一种注入了人文精神的新实用主义.它从常人社会出发凸显民众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改革、法治以及价值观等建设真正面向现实生活需要.     

新能源产业贸易、国际分工与竞争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全球新能源产业规模急剧扩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国际分工起点较高,要素配置国际化进程较快。同时,各国政府在新能源产业价值链分布以及国际竞争格局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新能源技术路线、行业组织结构以及全球能源格局仍存在不确定性．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分工机理和模式尚未完全明朗。近年来,我盯新能源产业扩张集中在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虽然制造成本、生产组织、国际市场份额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规模和成本优势。核心技术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国内市场培育等方面仍有差距,导致我国新能源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仍延续“两头在外”的模式,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工收益受到挤压。为此,应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加快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国际化的产业发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