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者之思到共在之域--论交感诗学思想在中国文论中的嬗变与转型

本文试图探讨交感诗学思想形成的价值母体、文化语境及其基本的嬗变形态,通过对其艺术内涵和现实意义的梳理和探索,总结出"物感-兴观-交感"三个主要的阶段性样态,并进行对比和观照,追问它在普遍"失语"的中国文论处境下能否或如何对价值重建提供一种理论资源.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诗集传>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诗经>注本,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文艺观.朱熹在<诗集传>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朱熹重视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诗集传>载有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     

朱熹“气象浑成”的审美理想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家中,朱熹可谓最富于思辨性的一位。他以散见于语录、书信、诗文、题跋以及各种注疏中的吉光片羽,构成了以“理本气具”的哲学本体论为基础,由“文从道出”的艺术本体论、“感物道情“的艺术特征论、“气象浑成”的艺术理想论,以及“养性导情”的艺术功能论、“通悟自得”的艺术鉴赏论和“远游精思”的主体修养论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艺术哲学体系。本文着重探讨朱熹所推崇的艺术审美思想——“气象浑成”。     

“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     

朱熹视阈中的《周易》"本义"

朱熹的易学易学集中体现在对<周易>"本义"的回归.在朱熹的视阈中,<周易>"本义"分为"精"和"蕴"两个层次,"精"是圣人本意,体现为"理一"."蕴"是"精"的发用和流行,体现为"一理".朱熹通过区分"四圣易"和借用"占筮"之法对<周易>"本义"进行解读.无论是对<周易>"本义"的理解还是解读,朱熹都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敏感和创见.     

“情”与“物”的独立——“物感说”何以在魏晋成熟

＂物感＂是＂物＂与＂感＂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其中＂情＂是＂物＂与＂感＂之间的桥梁。正是由于玄学催生了＂情＂与＂物＂的独立,才使＂物感说＂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魏晋时期成熟。＂物感说＂的成熟,为魏晋时期人与自然和谐、亲和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

朱熹"外斥"佛教,主要可以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介绍;"内援"佛法,主要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     

“物感说”与毛泽东文艺反映论思想

毛泽东的文艺反映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中“物感说”有清晰的理论传承.“物感”说对于“心”“物”关系的探讨及重情特色,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体现明显,但毛泽东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对“物感说”有创造性的阐释和扬弃.     

"朱熹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西昌召开

"朱熹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6月6日-7日在西昌市召开.会议主办单位为四川省朱熹研究会、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协办单位为西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西昌学院、西昌市朱熹文化研究会.与会的嘉宾40余人.在开幕式上,西昌市副市长朱明、四川省朱熹研究会会长蔡方鹿教授等分别致辞.     

皎然论情境──“诗情缘境发”主旨辨正

坊间著作多以皎然诗句之半"诗情缘境发"为据,以为皎然所论在于"情"与"境"互相生发,境为情源;而忽视了此半句之下文"法性寄筌空".以全诗论,皎然所论情、境,不同于物感说"心"与"物"之感发. "心"与"物"之空观,在于物迁与物不迁、有情与无情之中道.皎然并末因"境空"和"无情"而走向寂灭的空巷.心不为物迁、心不为境转,心不为情动;且能寂照双行,转物转境,这是大乘空宗中观的诗意写照.     

朱熹"致知"须假"格物"原因探析

在朱熹看来,理先天地内存于人心中,格物的过程是分清是非,再次确认的过程;是在与其他思想的比较对照中,愈发排除干扰坚定信念的过程;是更加自觉体认有关原则,身体力行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人们从道德修养的工夫论角度对儒家学说的初步认识、廓清坚定进而自觉践行的过程.因此,朱熹认为"致知"须假"格物"的原因可归结为:去除遮蔽、明辨是非的需要;反对佛老、坚定信念的需要;反对空谈、亲身践行的需要.     

论朱熹哲学的时代精神──《朱熹评传》前言

朱熹哲学担当了重建价值理想，整合儒、释、道三教文化以及理论形态转型的历史责任。朱熹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体现了求理精神、主体精神、忧患精神、力行精神、求实精神、道德精神和开放精神。     

试论朱熹的比兴观

朱熹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比兴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从文学创作和表现手法的角度对比兴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给比兴所下的定义在形式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且首次系统地标明了赋比兴,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具体区分了比和兴.     

朱熹思想与佛教关系

朱熹是孔子以来儒学之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孔孟思想,以其作为本源的基础之上,广泛吸收了佛道,尤其是佛教的理论模式,在利用佛教理路的架构上,承载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在前人基础之上对朱熹思想的佛教理论源流作了一些简单的探讨,主要就朱熹的生平经历,其思想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修养方法四个层面展开.在此基础之上,本人在三个思想层面分别提出了朱熹思想与佛教的差别所在,并在文末对这一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朱熹"格物致知"说述评

作为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评析,展示其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朱熹易学观述论

朱熹易学思想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易学观,朱熹易学观是对易学总体的反思,它包括易学史观、对易之结构的认识,以及对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及其关系的整体反思.易学史观包括一对核心概念:本意和言说,它们描述了易学原初状况和后世易学发展的关系.易由"理"、"象数"和"辞"三重层面构成,这是朱熹对易之存在结构的最终认定.以易学史观和对易之存在结构的认识为前提,朱熹进一步思考并融合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朱熹易学观为易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重新认识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不是封建礼教,而应当是人文礼教."天理"是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规定的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是公正是非之心,是天地本善之心."人欲"就是心的疾病,是私欲,是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朱熹充分理解了古圣先贤推行人文教化的要旨.将它高度概括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灭人欲"不是要扼杀人性、灭除性欲、食欲、爱欲等,正常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存天理"是向善,"灭人欲"是去恶.通俗地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加强道德修养以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维护社会、道德、政风和民风的和谐与美好,这归根结底还是人性修养问题.它不仅是宋明理学做人哲学的经典总结,还是中华文明思想精髓的经典总结,也是当今社会反腐倡廉的理论借鉴.     

物的到来如何可能?——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物"及其通达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对物首要的态度不是追问“物之为物”,而是关注如何“成物”;强调以自身参与到物的生成中去,成己以成物,遂使物成为“事”,使万物一体;强调以“味”、“感”方式进入物之中,发展出不同于“看”的通达事物之方法论。进入事物之中而使事物退隐的可能性降低,为克服今日世界的数字化、表象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