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试析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两党主要成员的关系

研究诗人及其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社会关系,白居易作为身处牛李党争时期的诗人也必然受到党争的困扰,要全面、深刻地了解白居易及其作品,就不能忽视对其在牛李党争中的处境的研究,本文从相关的原始材料入手,对白居易与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交往情况进行了梳理。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下）

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管辖转归礼部侍郎管辖,不仅解决了“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的矛盾,而且由于礼部和吏部的权力制衡,使得科举蜕变成单纯学问名誉制度。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科举的发展导致大唐王朝与科举同时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正是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转折点。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中）

唐太宗自觉地以科举为治国安邦之长策,却将其定格于与杂色入流同等的地位;金榜题名者才能的杰出和仕途的飞黄腾达导致考功员外郎位轻事重的矛盾;用循资格制不仅将杂色入流与科举入流的矛盾激化而且公开化;诸种因素的合力终于迫使朝廷实行科举变革。     

处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杜牧:自边缘层突入紧密层

本文以大中朝为界限,将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杜牧尚处在党争的边缘层,后期,突入到党争的紧密层,成为一个积极攻击李德裕、美化牛党党魁的牛党成员。其一生的轨迹,即是从党争的边缘层向紧密层摆动。本文不但考察了杜牧自会昌朝至大中朝的心路历程,而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精神蜕变的原因。     

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门荫与科学是唐朝主要的选官途径。唐前期，门荫尚为入仕的重要途径。此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门前开始衰微，士庶皆需藉科举而入仕。所谓科学出身的庶族与依靠门第的士族之间的对立营垒已不存在，牛李党争已非士、庶两阶层门前与科学的派别斗争。官僚政绩与品质的优劣亦不能用门荫出身与科学出身的不同来区分。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唐代科举研究领域又一重大成果——读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

2010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洪军先生的著作《登科记考再补正》,该书是继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之后对唐代科举人物又一次大规模的考证订补,无疑是唐代科举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三峡地区科举时代的教育发展与人才分布

三峡地区是我国科举时代学校教育较为落后、科举人才较为匮乏的地区之一。宋代以降,学校勃兴,人才辈出;明清之际,学校普及,人才蜂起。该地区科举时代教育与人才呈现出整体落后性、区域差异性、人才中心的变异性、教育发展的渐进性等特点。这种情况的形成,不仅归因于多种政治因素,而且也与当时三峡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     

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学术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另一方面,新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以废科举为契机,清末学术评价标准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及专业课程上获得长足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传统高等教育转向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对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清代士人文化价值变迁与文学创作发展——从吴兆骞、厉鹗科举经历谈起

清初诗人吴兆骞,经历了南闱科场案而流放宁古塔,对科举有曲折反复的认识过程,最终仍然没有放弃科名之念,并且在寒苦的极地反而写出了代表清初边塞诗最高成就的昂扬诗作。反观乾隆诗人厉鹗,虽在盛世,却一生执意远离科举,其与同伴诗作更多是凄清料峭的风格。诗人的科举经历与诗歌创作中可以考察士人文化价值和认同变迁的轨迹,亦可窥见时代盛衰转变的枢机。     

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对孙逖家族的一种考察

对唐代孙逖家族的深入细致考察,使我们注意到唐代官僚子弟的入仕方式在元和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入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激烈的圈内竞争,加剧了官僚阶层的变动,导致唐代中后期新兴官僚家族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向山东旧族价值观靠拢的倾向。两者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代表了士人向官僚转变的最终完成。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宋代科举与理学——兼论理学对科场时文的影响

理学在南宋初开始介入科举考试,但后来备受秦桧的压制,到孝宗时才得到较大发展,而在"庆元党禁"中又遭到沉重的打击,一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宁宗后期,特别是大倡理学的宋理宗时代,理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发展,终于登上了统治阶级官方学术的宝座,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全面影响到时文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下启元、明两代.宋代科举考试中理学地位和影响的起伏消长,说明科举与官僚政治及学术思想领域的斗争,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间始终是连带互动的;而代表封建社会后期学术发展方向的理学,迟早要占领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