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试析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两党主要成员的关系

研究诗人及其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社会关系,白居易作为身处牛李党争时期的诗人也必然受到党争的困扰,要全面、深刻地了解白居易及其作品,就不能忽视对其在牛李党争中的处境的研究,本文从相关的原始材料入手,对白居易与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交往情况进行了梳理。     

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倾向

李商隐属于牛党,还是属于李党?还是无关乎牛、李党局?这是李商隐研究中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牛李党争的性质及其斗争的焦点究竟是什么?李商隐对党争的核心问题持何态度?再由此看他对牛李党魁的评价及其同两党党人的实际联系怎样?然后再下结沦。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希望专家们予以批评指正。     

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唐文宗大和二年的制科 ,因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刘的对策触犯宦官 ,最后被覆落而名闻朝野 ,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科。它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会点 ,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 ,而且还涉及到唐代文人对于藩镇割据与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年制科及第者中 ,有 3人后来位至宰相 ,更有多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因而对探讨政治、科举、文学三位一体的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李逢吉与牛僧孺关系考论——兼论牛、李两党的划分标准

李逢吉与牛僧孺是中晚唐政治史上两个重要人物。中晚唐政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此二人有关。由于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李逢吉与牛僧孺曾先后作为李(德裕)党的政治对立面而存在,因而现代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牛李党争的论著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李逢吉划归牛(僧孺)党。甚至有人认为在牛李党争的早期,牛党主要由李逢吉领导。 李逢吉的党属问题在唐史学界似乎已成定论,然而鄙意以为这个问题还值得商榷,拟就这一问题再作探讨。谨请学者批评指正。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处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杜牧:自边缘层突入紧密层

本文以大中朝为界限,将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杜牧尚处在党争的边缘层,后期,突入到党争的紧密层,成为一个积极攻击李德裕、美化牛党党魁的牛党成员。其一生的轨迹,即是从党争的边缘层向紧密层摆动。本文不但考察了杜牧自会昌朝至大中朝的心路历程,而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精神蜕变的原因。     

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门荫与科学是唐朝主要的选官途径。唐前期，门荫尚为入仕的重要途径。此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门前开始衰微，士庶皆需藉科举而入仕。所谓科学出身的庶族与依靠门第的士族之间的对立营垒已不存在，牛李党争已非士、庶两阶层门前与科学的派别斗争。官僚政绩与品质的优劣亦不能用门荫出身与科学出身的不同来区分。     

明代科举磨勘与覆试制度考论

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明代科举磨勘与覆试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在维护科举公平、公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有制不依"的现象,明末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究其原因,是因明代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发展到顶峰,制度运行没有相应的制约和监督所致。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上)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科举由原来归吏部管辖改由礼部管辖。这种变革乃是有唐一代科举发展史上的大事。这次变革的直接导火线是知贡举李昂与考生李权之间的矛盾。李权遵循干谒传统与李昂决心革除“饰名求称”、“谈毁失实”的科举之弊的冲突 ,促使朝廷作出科举变革的决定 ,二者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 ,这次变革应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科举民俗与科举学

科举习俗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庆习俗、饮食习俗、游乐习俗、社交习俗、建筑习俗等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本文在论述与科举相关的婚庆习俗、博状元习俗、“闱姓”赌榜习俗、文昌崇拜习俗的基础上,论述科举学的广博性。科举习俗鼓励民间百姓读书应举高中,多数是寓意吉祥、积极向上的,不过也有一些消极的部分。科举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应忽视的重要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对其中的科举习俗亦应作如是观。     

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废科举百年祭

科举制是中国儒家社会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的制度性联结之关键枢纽所在.儒家道统的制度化、专制王权的合法化、宗族社会的合理化均赖其居中构建调节;中国儒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奥秘即在于此.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清廷仅认为是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1911年辛亥革命,二千年帝制王权覆灭;1915年新文化运动,儒家道统遭全面批判;1927年宗族社会之领导层--"土豪劣绅"在国民革命中被埋葬.废科举导致了中国儒家社会的全面散构与转型.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需家对科举的批评与科举存在的因由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取士制度,但是它与儒家传统的以德取人的原则却有着尖锐的矛盾.为此,历代儒家对它都有尖锐的批评,并设想以荐举取代科举.然而科举并不因此而被废止,在隋唐以后沿用了一千三百年.本文探讨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科举虽然有轻忽德行的弊病,但它却有荐举制所没有的社会公平性.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给我们许多历史的启迪.     

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

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发展和兴盛,科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宋学校和科举的存在,导致了当时社会对与科举有关书籍的旺盛需求.由于拥有如此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