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新乡贤培育的障碍及其对策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有益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应对民众参与不足问题及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新乡贤的培育面临缺乏支持、动力不足、制度规范缺失、乡村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等问题。为此,在新一轮的乡贤培育中,我们应规范乡贤认定程序,引导新乡贤的介入;重视乡贤精神激励,增强乡贤培育动力;健全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培育乡村社会组织。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重在“人才振兴”,只有解决好了人的问题,乡村才能真正振兴,因而推动各类人才尤其是吸引新乡贤参与家乡各项事业发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新乡贤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对新乡贤认识定位不清晰、缺乏情感沟通、实践渠道受阻以及权益保障不到位等。为此,需要通过多种舆论宣传确保新乡贤“时刻挂念家乡”、加强日常情感联系推动新乡贤“经常回来走走”和注重多措并举鼓励支持新乡贤“共谋家乡发展”等实施路径,来不断提升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工作实效性。     

新乡贤: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新乡贤"纳入乡村治理版图的研究从未间断,学界将"乡贤回归""新乡贤"下乡视为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精英结构再造工程.文章从政策招引、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三个角度探讨了"新乡贤"的产生,进一步分析农村新乡贤群体的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及治理绩效.当下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普遍采取的是"...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文化的重塑——基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的调查

新乡贤文化蕴含的乡贤精神和乡土情怀具有感化、感召和凝心聚力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内驱力。文章基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8个村的新乡贤文化调查,运用聚类分析法解析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文化的新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基层党组织为主阵地、以乡贤观念文化为基础、以乡土乡愁记忆为牵引重塑农村新乡贤文化的路径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乡贤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以精细化管理为方向的城市治理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却面临着内生基础薄弱、主体流失严重以及治理环境多变等困境,“三农”问题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出现的“新乡贤”治村逐渐成为弥补政府主体治理不足的有效方式。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层面来看,新乡贤治村的合法性兼具了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也能够在村庄的产业、乡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治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共同回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下何以可为的问题则是要理顺新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健全新乡贤治村的保障机制以及明晰新乡贤治村的发展走向。     

乡村振兴与新生代乡村教师角色重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教师在获得发展机遇的同时,面临着缺乏兼容性政策保障,新生代乡村教师乡土情感淡薄、融入乡村生活的认知匮乏等挑战。新生代乡村教师同“乡村人”的身份差异、乡村学校的边缘化地位以及乡村教师的新使命使得新生代乡村教师存在观念认知、文化以及情感方面的角色冲突,需要从加强职前教育角色嵌入、强化职业岗位角色实践、引领乡村教师角色反思三个方面对新生代乡村教师进行角色重塑。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新乡贤：角色期待、实践要求与培育路径

国家召唤新乡贤,乡村期待新乡贤。新时代,社会大众在对传统乡贤的认知,对国家之于新乡贤要求的理解和研究者对新乡贤理想角色的构建基础上形成了新乡贤的角色期待。新乡贤应在社会大众对新乡贤的一般性角色要求基础上结合个人特色开展角色实践,满足社会大众的期待。为培育符合不同乡村发展需求的新乡贤,地方政府应坚持以激发内生动力为主、外部激励为辅的基本原则,协同乡民、基层政府、乡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优化新乡贤资源,协同发展在场和不在场新乡贤,促进新乡贤群体健康发展。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 ——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工作满意度是乡村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晴雨表”。从心理契约视角出发,以工作满意度为工具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基于对224名乡村教师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当前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及心理契约达成水平。研究表明：当前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居于中等水平;乡村教师心理契约总体达成水平较高,但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其中教师责任达成水平高于学校责任达成;心理契约对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契约学校责任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力大于心理契约教师责任。提出双向互动,构建良好心理契约;主动干预,强化心理契约引导;分类施策,满足教师差异需求;协同发展,均衡心理契约结构等建议。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

新乡贤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支撑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号召力、厚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净化力,而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队伍建设、社会号召力以及政治生态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困境,这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能力。为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做到健全新乡贤的培育机制、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价值功能以及强化新乡贤文化的服务导向。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内在逻辑

内生动员和外部动员是当前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两种主要方式,遵循两套不同的实践逻辑。内生动员本质是一种社会动员,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村庄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生产能力,新乡贤是被村庄社会吸纳的民间权威,能利用自身的权威推动村民开展自主建设。外部动员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员,新乡贤是经过地方政府和村庄双重吸纳的社会权威,遵循乡村发展的“大公”逻辑,能利用自身权威身份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建设。这两种路径都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但其内在逻辑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不一样,为不同地区寻找合适的新乡贤参与路径提供了经验参考。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

源于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工具,"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待丰富和完善。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思考不难发现,当下乡村治理仍陷于困境的关键在于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源远流长的乡贤文化恰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入新乡贤的参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其道德示范、能力引领与学识涵养,有望全面激活乡村自治体系、有效培育乡村法治精神、充分唤醒乡村德治传统,全方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进而重塑乡村共同体,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