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咏物律赋的结构形式

从中唐开始，受“切题”规则的限制，科举律赋在结构层面形成了严格的写作规范。这种结构混合了骈赋、文赋的结构特点，但也同时缺失了骈赋与文赋的优长，使律赋的发展空间尤其局促。不过，唐代作家在考试以外的律赋创作中，时常违背“切题”规则，使律赋创作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与唐代科举的纳卷制度和行卷风气有一定关系。此类情况在唐代的咏物律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考察唐代咏物律赋的结构形式，有助于理解律赋在赋体形态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解镫”：从诗格理论到赋学批评

“解镫”源于生活现象，过渡到军事术语，有解除马镫暂歇、延缓之意。后经诗论家撷取其延伸意于诗学病犯论中，旨在厘正五言诗创作节奏板滞、韵律单一的弊端，“解镫”成为初唐颇具影响的批评理论。随着科举试赋盛行，“解镫”由诗格范畴向赋学批评迁转，变成律赋创作中用一联隔句对解决两个限韵字的特殊形式。“解镫”韵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赋学创作中呈现出较强的指导性与实践性，为律赋实现声韵与节奏的谐协提供了理论支撑，进而推动律赋的发展。唐抄本《赋谱》是最早探讨律赋“解镫”韵的赋格论著，标志着“解镫”由诗学概念进入赋学范畴。     

向情与赋象：论王勃《寒梧栖凤赋》题材

王勃《寒梧栖凤赋》在赋学史中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它是见于载籍的初唐较早的标题限韵律赋,其赋体裁和题材在律赋发展史中的作用还尚未为人揭示。其题材与初唐及兹后的以经史为重的律赋倾向不同,可谓去经向情,体兼骈散。从美学意象说的理论角度来看,王勃此赋对“凤”“梧”题材的美学意义的揭示,可谓独树新风。     

赋体衰微与宋赋新变——以欧阳修赋的体制源流为例

赋体自《骚》体演化为大赋、骈赋直到律赋,屡变愈下,及宋人为之,鲜能追踵前代,唯于唐代律赋之后开创文赋一体,对于赋体源流递变的考察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领袖,其赋作足以影响一代风气,尤于体制源流,典型地反映宋赋的新变。欧阳修赋作24篇,可以确定其中官题赋11篇为律赋,《黄杨树子赋》为骈赋,《秋声赋》为文赋,《哭女师》《述梦赋》为骚体赋,《螟赋》为荀赋,唯无大赋继承。其他诸篇杂用诸体句式,未可指明一体,总体上由体物言情变为即物议论,赋题既小,且为短制,受唐宋古文写作的影响,具有泛文赋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赋体的演化,延续其脉,但缺乏赋之一体的严谨传承与认真创制,显示赋体的衰微。     

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

清代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均考试律赋,于是继唐代之后,律赋在清代又一次呈现兴盛的面貌。大批馆阁赋集纷纷涌现,其中汇集乾嘉时期翰苑考赋之作的法式善《同馆赋钞》最具有代表性。《赋钞》中赋作体现了赋与学术的结合、讽喻的消解以及颂圣之风的昌炽、清秀的赋风等特色。馆阁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试论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

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　为咏史赋在赋史上的渊源;另一为咏史赋与魏晋史论的渊源关系。咏史赋在形式与创作手法　上是对汉赋的继承,而咏史赋在题材上是史论的延伸。综合这两个方面,唐代咏史赋这一特　殊的文学样式实际上有两个源流;而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形式上,即唐代律赋的价值。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广陵散曲世有二谱”考

唐宋文献中存有两条《广陵散》流传谱系，其一为包含“止息”段的三十六段《广陵止息谱》，其二为不含“止息”段的《广陵散》。宋代以后《广陵止息谱》与《聂政刺韩王曲》等融合发展成为《神奇秘谱》四十五段《广陵散》。而不含“止息”段《广陵散》，则演进为明末潞王朱常淓于《古音正宗》琴谱中刊印的九段《广陵散》减字谱。根据文献推断，“潞本”九段《广陵散》最初流传时间不晚于唐代，其减字谱的成谱，最初或与唐代琴家陈康士相关。其后潞本九段《广陵散》与神本四十五段《广陵散》开始了事实上的“二谱”并行流传时代。     

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与清末赋学

戴纶喆编纂的《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刊刻于清光绪七年,是清末重要的赋学选本,其中“余说”一卷,分总论、辨体、相题、布局、措辞五项评述律赋作法与赋学理论,体现出作者较高的理论识见。然因戴氏文名不显和此书流布不广,《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和戴纶喆对赋学的贡献至今隐而未彰,不为学界所重视。戴氏此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端：一是以字法、句法、章法为中心的律赋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二是体现出晚清古学复兴思潮下以古入律、古律汇通的赋学风尚。可以说,《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是清代赋学的收关和总结,具有观照清代赋论乃至历代赋学的学术意义,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王修玉《历朝赋楷》与清初文教政策

王修玉《历朝赋楷》受明代赋学思潮的影响而祖骚宗汉,但在新的背景下也表现出了对唐代和本朝律赋尤其是应试应制律赋的重视和推崇。王修玉的赋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初统治者重赋的文教政策对文学发展和社会稳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科举与辞赋:经典的树立与偏离

自唐代实行诗赋取士制度,辞赋与科举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应试赋所代表的王权话语,在秉承前科举时代所树立的辞赋经典的同时,又形成了对辞赋经典的重构与偏离。唐代应试律赋新体的创生与完型,唐宋有关考赋与否的论争,元人以祖骚宗汉为号召开辟应试赋变律为古的新路径,清人尊唐而对应试律赋的重塑,均系围绕科举而出现的对辞赋经典的选择与纠正。而诗教的限制、制度的约束与文本的矛盾,又成为科举应试赋创作的三大困境,使应试赋在重建经典时不断丢失经典,其对后期赋史之变革与衰落的影响,值得回顾与反思。     

论宋代律敕关系

《宋史·刑法志》说“律恒存乎敕之外” ,引起后人对律敕关系的争论。本文通过唐宋之际法律形式演变的考察 ,认为神宗“更目”后 ,敕均为“刑名敕” ,兼唐代之律 ,可以单独据以断罪。不再求助于律文 ,律也就存在于敕之外。法律系统从唐代的律、令、格、式系统逐渐演变成神宗更目后的律、敕、令、格、式系统。《宋刑统》在修改中行之两宋。律敕关系随着编敕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 ,神宗更目后 ,敕具有优先适用权 ,律与敕的关系是新法与旧律的关系 ,新法主要补旧律之不足 ,新法周旧律之未备 ,新法对旧律进行修订乃至部分取代     

论吴锡麒律赋观与创作

吴锡麒推崇唐代律赋的成就,在学习唐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律赋文体的艺术技巧.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他都注意将个人才学与律赋严格的音韵、文章结构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以工整为代表性的美学特征.这奠定了他在清代律赋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他对于律赋文体发展作出的贡献.     

说《浑天》 谈《海潮》——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

唐代辞赋踵武姬、汉,百体争开,创作题材,亦多新创,其中科技赋的大量出现,尤为特异。在唐人科技赋中,杨炯的《浑天赋》与卢肇的《海潮赋》最为代表。就赋学艺术而言,以杨、卢创作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价值取向与汉代京殿大赋相类,首先在宣扬宏大的文化气象,表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唐天声。杨、卢诸赋以文学笔法写科技论文,充分显示赋家的个人才学,此与赋表才学的文体特征相关,同时也得益于赋体文学博物知类的优势。而唐人科技赋之崛兴,又缘自文化传统的演进,并具体表现在“赋学之复兴”、“科技之发展”、“文化之兼容”与“文学之写实”四个方面     

《三元衡鉴》的编者及选赋标准

宋沿唐制,科举考赋。为了满足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宋代社会上流行着很多指导律赋写作的科举用书。在那些业已亡佚的律赋指导用书中,《三元衡鉴》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律赋选,它在南宋被奉为律赋写作的典范。吴处厚不仅是《青箱杂记》的作者,还是《三元衡鉴》的编者。在宋代,吴处厚是享誉一时的律赋名家,被认为是宋代律赋繁荣期的代表人物。《三元衡鉴》所选之赋的作者需是科举考试中的魁元(解元、省元、状元之一),这种选赋标准反映出了宋人对魁元赋的格外青睐。     

唐代巴蜀文人仲子陵生平考述

唐代是巴蜀文学经历的一个重要的繁荣期,但由于史籍的缺乏和疏漏,许多在当时比较著名的巴蜀文人名字至今依旧淹灭在旧典之中,不为今人所知。唐代文人仲子陵就是其中一位。仲子陵是中唐大历、贞元间人,是当时巴蜀少有的儒学家兼文学家,在学术及文学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对赋的创作,在中唐的赋家中其创作数量可观,对中晚唐律赋创作亦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赋作语言平易,启晚唐律赋散化倾向的先声,而且律赋创作题材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但由于典籍记载的缺佚,本文仅简单对其生平行年进行考述,以期对于全面了解中唐巴蜀文学状况能有裨益。     

唐代翰林学士考述

翰林学士始置于唐代,然史籍记载简略,《通典》和《唐六典》皆付阙如,《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亦语焉不详。本文拟对唐代翰林学士的设置及其地位、作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就正于同志们。翰林之名,始见于西汉杨雄《长杨赋·序》:“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清赵翼认为,杨雄所言翰林,“盖谓文学之林,如词坛、文苑云尔”。而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论晚唐律赋三大家的咏史怀古之作--兼论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

对晚唐律赋三大家的咏史怀古之作加以比较,指出他们在主题的提炼与题材的选取以及叙事、议论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同时探讨了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以为作家们之间的彼此推崇及创作上的相互借鉴,使得唐代律赋创作史上出现"闽军"称雄这一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