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借法自强"的主张及其实践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的“借法自强”主张是对传统封建旧法的否定和对西方列强挑战的积极回应。它在鸦片战争后最初二十年 ,表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主要内容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和抵御西方 ;在 19世纪 6 0年以后体现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即是以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为主 ,以资本主义的科技发明为辅。地主阶级改革派将“借法自强”主张付诸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了解、介绍和宣传西方阶段 ;19世纪 6 0年代初至 70年代创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阶段 ;19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大力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阶段。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概述

现代主义文学是19世纪末出现在西方的一个悖逆理性传统的文学思潮。20世纪它引入中国后,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持续了近百年的文学潮流。五四时期,中国新小说在创始阶段就具备了西方现代主义因素。30年代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80年代中期在对其艺术形式技巧的借鉴和观念变革基础上,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达到高潮。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也推动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实践。     

论日本开国前后文明观念的“华夷变态”

在开国前后的19世纪中叶,日本从推崇东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到完全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完成了文明观念的整体转换——“华夷变态”。在这一过程中,华夷观念、有关西方的知识及外部环境是影响日本文明观念的主要因素,伦理道德成为日本评判文明的主要标准。     

回眸与展望－－20世纪中国绘画的变革

中国绘画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这些特征表现在其独特的审美意识、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艺术效果上。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为中国绘画注入了新的理念 ,产生了各种新的思潮和新的流派。 2 0世纪中期 ,在艺术为政治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的影响下 ,除现实主义艺术流派之外的其它西方艺术流派均遭到批判和打击。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在西方现代文化潮流冲击下 ,中国绘画出现了各种艺术观念和艺术流派共存共荣的新局面。     

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孔子形象建构

西方对孔子的认知和形象建构是近代中西/中德文化互动感知的重点之一。除了西方学者基于研析儒学典籍对孔子形象的学术性建构，19世纪接踵来华的德意志人以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书写，为德意志公众拓宽了认知孔子、儒学和中国的新视野。受书写者多重身份和利益向度的影响，他们在认同孔子“伟人形象”的同时，也从总体上将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置于西方文明之下。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社会性建构不仅反映了来华德意志人在华殖民主义、文明布道的行动目的，而且也是19世纪中西/中德权力关系的写照。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文化对话与交往理性

针对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以单一西方文化取代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现状,阐述了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各民族文化交往的重要启示作用,得出了在全球交往中文化对话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德企业文化之比较

中国和德国是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其企业文化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前者以儒家文化为主,强调伦理道德,注重人事管理;后者以基督教精神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创建了一套理性的管理制度。从理论上了解“企业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实质,比较中德企业文化的差别,对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进行富有成效的跨文化企业管理有着现实意义。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一种综合性哲学与文化思潮,其基本主题是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与文化精神。中国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破除对西方现代化的盲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并且处理好与之共处的关系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重新审视理性和科学技术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略论薛福成的近代化思想

19世纪60年代前后,沉睡的中国大地上进发出了一股以“尚强富”的新价值观为主体的近代洋务思潮,它标志着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觉醒,也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这股来势凶猛的洋务思潮,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列国的“富强之术”,提倡办“洋务”,“采西学”,呼吁学习西方以自强,使中国社会近代化。自兴起之后,其影响日渐扩大。在这股思潮中,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洋务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阐述了自己变法图强的观点,论述了近代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他们的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国近代化思潮的最高…     

论“洋务新政”中的铁路之争

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为扩大对华侵略,再三要求“帮助”中国修筑铁路。清廷惧其势力深入内地,一再拒绝。到70年代,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欲改变落后状况,应引进铁路;顽固派则群起而攻之。由于受到阻挠,修路工作进展十分缓慢。由此说明改革中国旧文化之艰难;传统文化生命力之顽强;洋务派身弱点之严重。     

历史反思与伦理批判--中西悲剧精神的本质比较

中西方由于历史文化实践活动的差异而具有明显不同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文化心理,其悲剧感、悲剧精神因之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从文学发生发展的宏观角度比较,西方文学悲剧精神的本质主要体现为西方人诉诸于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永恒矛盾的反思;中国文学悲剧精神的本质则主要体现为中国人诉诸于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批判。     

在突围与困厄之间——90年代新生代女性小说价值评估

新生代女性小说创作及其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现象,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女性作家和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生于70年代的一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影响下,高举性别旗帜,用独特的女性话语描写女性心理与生活体验,在文本中凸显女性意识,对传统男性中心文学进行解构和颠覆。从“私语小说”到“身体书写”,90年代新生代女性小说具有不可质疑的文化反抗的积极意义,但也包含着致命的偏狭。     

命运悲剧与伦理悲剧——中西方古典悲剧中道德感的比较

道德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悲剧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存在方式和强弱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西方悲剧更加突出命运观念,以至于几乎淹没了其中的道德感,可以称之为命运悲剧;中国古典悲剧则基本上是以伦理道德观念取代了命运观念成为现实人类新的主宰,伦理道德观念得到强化,因此可以把它称为是“伦理悲剧”。     

18世纪末以前中日对西方新世界观念的回应

16世纪中叶以后至18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后形成的西方新世界观念在中日两国传播。中国被动地接受了部分新世界观念,但更多表现为排斥西方文化及其世界观念;日本主动地吸取新世界知识,形成兰学思潮,世界观念得到了更全面、更深刻的发展。中日对新世界观念的回应是两国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的重要表现,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两国历史不同的发展际遇埋下了伏笔。     

晚清三次留学潮始末

作为历史上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中国曾经是周边国家大批派遣留学生的人才培养圣地。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中国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了西方的先进，从最初的只承认其坚船利炮的“奇技淫巧”，到后来承认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上的某些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才培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输送学生出国留学成为培养高级人才的一个特殊途径。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在晚清最后30余年里，形成了三次留学热潮。“为国家储蓄人才”，容闳促成学童赴美留学热潮的第一波是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中国终于认…     

中国的“再疆域化”——十九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

［摘要］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清帝国逐步衰落,被西方列强一步步地“去疆域化”,在随之而来的“再疆域化”过程中,从《圣经》到科学,到法政,传教士的翻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翻译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也是西方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传教士试图通过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打破中国人传统的自我中心的疆域观念,让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     

神话如何重述

神话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如果说19世纪是西方理性宣布神话消亡的世纪,那么20世纪可以说是神话全面复兴的世纪。神话所内在的人类文化基因,决定了神话即便远离人类神话时代依旧“神力”无限,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诗性智慧,也为人类提供了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这也就是神话不断为人类世代重述的根源。那么如何重述神话,如何聆听与重解神话的谕旨呢?这正是当下最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