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

通过对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方法、市场体系理论、民间宗教等范式的反思,结合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应用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如将人类学的社会意义培育于公共空间之中,关注人类学的宇宙观等,并就田野工作的方法、经验及研究选题进行了讨论.     

实验民族志文本书写与现实建构——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实践与反思

边疆少数民族创造出多元和复杂的区域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情境当中,更多的实验民族志文本被社会实践所建构,成为人们互动和选择的现实依据和社会事实.当代实验民族志更多的是关注“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本文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讨论,结合马尔库斯和费切尔实验民族志书写理论,反思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尝试提出“文化持有者”进行反复社会实践所建构的路径和维度,以期进一步理解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文化自觉意识.     

美国的种族居住隔离:理论与现实

种族居住隔离被视作美国社会的基本组织特征,因而也成为审视美国种族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独特视角。其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焦点,与历史进程、现实因素、意识形态和学术传统有着深层次的关联。本文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美国种族居住隔离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形成机制的三种主要解释范式进行了详细介绍,试图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勾勒出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面貌。     

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

仪式是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界定自己的一大支柱,长期以来吸引了学人们广泛的兴趣。由于仪式文化现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学界对仪式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神话-仪式学派、心理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现象学派、实践-表演学派等应运而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仪式进行阐释。本文根据近年来海内外的相关成果,对仪式研究的诸种学术取向作一简略梳理。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黎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海南省三亚市梅村为例

丧葬习俗不仅是民俗现象,而且是集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重要文化仪式.文章在较详细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深描”手法对黎族独特丧葬仪式进行阐述,试图借助“过渡仪式”理论分析仪式主体人的行为和心理结构,旨在探索黎族丧葬活动的结构转换及其象征意义.     

宗教研究范式的比较:社会事实与经验宗教

通过回顾《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及《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这两本经典,比较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和詹姆斯的"经验宗教"这两种宗教研究范式。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两种研究范式,对今后解读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实地研究”与“历史”的协奏——对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的再认识

《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是李安宅先生研究藏族宗教的代表作品,通过梳理书中各个章节的书写次序,可知李安宅在研究过程中对"实地研究"和"历史"的关系的理解及其研究路数的形成过程。比较李安宅与顾颉刚就甘、青地区藏民的族源问题的研究,可知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研究方法和使用文献的不同之处,进而帮助我们理解"实地研究"与"历史"的协奏关系。李安宅对藏族宗教的研究中,加入了"历史"维度,是对英国功能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在认识论上的一种超越。"实地研究"与"历史"的协奏关系是该书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葛兰言的“圣地”概念

杨堃曾经评价他的老师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在宗教社会学方面是继涂尔干、莫斯之后法国社会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葛兰言曾研究宗教社会学,但他从未明确给出他对"宗教"的定义,甚至在《中国人的宗教》①当中,也没有界定何谓"宗教"。     

21世纪前后法国人类学发展趋势研究

法国人类学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世界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社会学年鉴学派、结构学派等都曾对世界人类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经过百年曲折发,法国人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较完备、有自己特色的学科,在理论上有许多新创造、新突破和新建树,如今仍以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世界人类学舞台上发挥着前沿作用,并占有重要地位,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特别是近20年,它的发展、研究规划更加明确,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人类学研究中,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它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当代发展尤其是理论创新和扩展研究思路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启示。     

濊貊人“病亡则作新居”的历史人类学解析

本文根据民族志学、历史学资料,运用以今证古、类比分析的方法,以人类丧葬史为背景,解析了濊貊人"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作新居"的习俗。这种习俗是人类丧葬的初始形态,属于原始丧葬文化,具有普遍性,其形成与延续受到宗教意识的制约,原始先民因对死者灵魂恐惧而采取逃离方式的一种宗教行为,其中蕴涵着灵魂不灭的观念。     

神圣与世俗:人类学仪式与社会研究

仪式与宗教学派研究聚焦于宗教的起源与仪式的本质问题,而仪式与社会学派则重视仪式的角色和功能的问题,即仪式的社会功能.他们关注仪式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而存在,并如何去影响社会组织.他们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仪式,把高度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安身立命的独门绝技,使人类学仪式研究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人类学仪式研究在荒谬中寻找逻辑的岁月一去而不复返.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

自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之后,对民族志撰写的理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批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尽管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无疑存在理论视角上的差别,但是民族志方法始终是现代人类学不可动摇的基石。最关键的问题既不在于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也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划界,而在于实践者对这些差异的清醒认识和灵活把握。     

人类学来到中国

西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 民族学也称文化人类学,西方文化人类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进化学派,翻译出版的有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等相继传入。传入比较晚的是功能学派,但其影响较大。有些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者们曾分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作实地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报告,迄今还有参考价值。1934年冬,由于全国各地区学者们的努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学者集中在西南地区,对当地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办有刊物,发表不少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民族志的“真实性”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人类学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原则的反思和批评,探讨人类学是否科学,是否承认民族志在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和"解释性".针对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本文集中从历史记忆、民族志范式、民族志修辞、民间戏剧、舞台表演、影视作品、仪式等方面对"真实性"问题进行研讨.     

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

本文认为,学派是一门科学中由于学说与师承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中国人类学是近百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在国内已有相当发展并形成一些学派,如"南派"和"北派"。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派别,值得研究。作者论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即以20世纪初到50年代在成都建立的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学派及该学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特点等。     

曼彻斯特学派与非洲社会研究——读《格拉克曼之后的人类学》

《格拉克曼之后的人类学》一书展现出曼彻斯特学派及非洲社会研究的整体画面。曼彻斯特学派由格拉克曼开创,其基本理论视角和具体研究方法被该学派成员所继承,但成员间及其与导师之间仍在理论取向和研究领域上存在诸多差异。在后殖民时代,从事非洲社会研究的人类学家既有对以往理论脉络和研究议题的承接,又有不同于殖民时期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和议题设置。由此,该书描绘出两幅"充满张力的学术共同体"的画面。在理解一个人类学学派时,既需要清晰地辨别其一致性和独特性,又要全面地看到其多样性和异质性。     

藏族丧葬习俗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本文试用文化人类学整体观这一理论方法,从藏族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和葬俗的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对藏族的丧葬习俗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将从生态环境、本教、佛教和汉文化等四种文化角度探入来解读藏族丧葬习俗产生并发展所依托的民族文化背景,归结出藏族丧葬习俗所承载的四项主要社会功能。     

人类学视野下黔东南苗族丧葬习俗功能探析

苗族的丧葬仪式是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苗族的丧葬仪式,从中发现苗族丧葬仪式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是显著的,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本民族历史、宗教、习俗、神话、生产等知识,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其情感抚慰功能减少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缓解了人们悲伤、焦虑的心情;其社会整合功能加强了家族、宗族的凝聚力量,增强了以村落为地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