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南方方言对华语词汇的影响

“舍小取大”就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以语义范围较大的词或语素代替语义范围较小的词或语素,是独具华语特点的现象,与南方方言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文章从词和语素两个层面,分别选取典型案例,对此进行举例说明。由“舍小取大”现象及其与方言关系的视角看华语及其研究,能够促进和推动对相关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梳理,以及与语言事实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     

试论当代汉语“以定代中”现象

以定代中现象是当代汉语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语法、词汇、修辞现象,以往的研究很少。相关形式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主要集中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比较密切及受关注程度比较高的一些领域。它的远源是文言中大量存在的同一形式,近源则是港澳台“国语”以及海外“华语”中的同类形式,具有简约化、陌生化、口语化与修辞化的表达效果。受此项研究的启发,可以建立古今之间以及语法、词汇和修辞之间的两个重要接口,从而用之于更多语言现象的研究。     

谈台湾“国语”中与言语行为相关的常用语词--以“没有”“不会”“不行”“拜托”为例

对四个与言语行为有关的词：“没有”“不会”“不行”“拜托”，在台湾“国语”与普通话中使用情况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语法化程度深浅之不同，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台湾“国语”中这四个词在用法上都已有往前推展的迹象。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全球华语大词典》中存在的问题

“舍小取大”就是用语义范围大、因而更具包容性的上位词取代语义范围小、通常只表示某一具体义的下位词,文章立足于这一独具特色的华语用词现象,观察和品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得失,具体分析了应列词条而未列、应列义项而未列、释义不够恰当确切和附加信息不够完整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台湾国语词汇与新加坡华语词汇特色比较

和英语一样,汉语在世界范围内在扩散类型、习得方式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呈现层级分布.处于汉语言语社区内不同层级的台湾国语和新加坡华语的词汇系统之间存在着共性和差异.词汇是语言中对社会变化最敏感的要素,它真实地记录着社会的各种态势.台湾国语词汇和新加坡华语词汇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区域性特点,是人们了解台湾和新加坡的重要途径.台湾国语和新加坡华语是在不同的土壤上形成的汉语区域变体,是一脉相承的汉民族共同语.     

《晋语四》“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考辨

《国语·晋语四》所载一段“古说”自秦汉后颇受重视 ,近年来尤甚 ,在古史研究中影响甚巨。该篇乃纵横家之言 ,不具有“史”的成分 ,与《诗》、《左传》、《国语》其它各篇所载传说存在许多矛盾。“信”了这一说就否定了更古的说法。分清文献中古史传说的源流和简单“疑古”不是一回事 ,确定“古说”源流、判别其史料价值乃是古史研究的前提。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

在内地与香港语言对比研究中,"港式中文"受关注的程度很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是,一些人对港式中文的基础问题认识还不够清晰,甚至是比较模糊。港式中文的"底本"是早期现代汉语,即上世纪前半叶的"国语",二者无论在词汇还是语法上都有相当高的相似性。明确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这种关系,既有助于汉语/华语历史的研究,又有助于纠正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既可以由港式中文反观早期现代汉语,还可以推而广之,用之于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的研究。     

海外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异同

本文探讨的内容包括：１、“华语”一词的来源及涵义；２、华语与现代汉语的相同点；３、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４、“新加坡华语”纯属子虚乌有。文中在华语与现代汉语异同比较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汉语语法单位的模糊性

在汉语语法分析中，常常遇到“中间状态”的语法现象，语素与词之间，语素、词与短语之间，词、短语与句子之间，单复句之间，复句内部分类和句子与句群之间，都没有鲜明的界限，都存在着一个模糊不清的过渡带。据此，可在语法单位的分析中，建立“三分法”格局，广泛使用“兼类”这一概念，进而建立语法单位的“兼类”系统。     

《广雅疏证》研究同源词的成就和不足

王念孙在“训诂之旨 ,本于声音”这一总理论的指导下 ,创立了“就古音以求古义 ,引伸触类 ,不限形体”的训诂方法。“声近义同”现象入手 ,揭示同源词的“命名之意”以及汉语同源词语义的系统性和音义结合的规律性 ,采用多途径和多形式研究和系联同源词取得了丰硕成果。     

维吾尔语“qatan”一词古今论

“qat an”一词是从古至今都存在于维吾尔语中的一个词。但在维吾尔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词的意义和功能上都发生了变化。本文通过回鹘文献语言当中的语言事实来分析、比较“qat an”一词在古、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意义和功能,及其异同,总结了“qat an”这一词在意义和功能方面的发展趋势。     

“轴心时代”世界语言学研究之比较

“轴心时代”理论为研究人类文明史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同样也为早期世界语言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在“轴心时代”,中国、希腊以及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决定了三个地区的语言研究都出现了“音义之争”和“范畴之论”,分别表现为：古中国的“名实”之争和“类概念”之论,古希腊的“本质与约定”之争和“范畴”之论,古印度的“声无常”“声常住”之争和“句义”之论。     

从区域差异和互动看华语新词语的构词单位

初步考察华语新词语构词单位所体现的区域差异和互动现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在华语新词语的衍生过程中,同义构词单位的选择、同一构词单位的分布特征和构词力等方面存在区域差异,而构词单位选择的趋同、构词单位在华语区的扩散则是词汇区域互动的具体表现。为全面认识构词单位的构词力,应该以“犬华语”视角考察“叠加构词力”。     

“取象比类”与色彩词

“取象比类”是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色彩词的起源和发展两个角度探讨,可见其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透过“取象比类”这一窗口,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投影。     

古代汉语“一”的初探

部颁《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专科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就规定讲“‘一’在古文中常见的几种特殊含义”。这一内容,古代汉语大专教材包括王力先生、郭锡良先生编的《古代汉语》都未涉及,清代学者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现在出版的有关专著虽有所涉及,但义项、义例也不全面,尚不能适应部颁教学大纲的要求。于是从先秦文学到唐宋诗词中广收义例,分析含义,分别归类,同时吸收前人和当代专家的零星研究成果,写成此文。关于“一”用作数词,“一”后面常带量词,古今用法相同;关于“一”用作数词,后面不用量词,有关论著多有阐释,故这两方面本文从略,不再赘述。“一”在古代汉语里是个多义词,除作数词外,还存在作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兼类现象。这里有个“兼类”和“活用”的界线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词的兼类指古人创造和使用该字(通常也是词)时,本来已经赋予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间有联系的意义,出现了词的兼类现象,这,就是训诂学上所谓的孳乳现象。所以词所兼的意义是古已有之,是该字(词)本身固有的。词义兼类可以避免语言符号太多的麻烦,使古词语简明方便,增强文字     

《国语》阙笔讳字考辨——以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单见阙笔讳字为对象

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都有阙笔为讳的现象。寻检之下发现，《补音》阙笔为讳而《国语》本文不阙笔者10条，《国语》本文阙笔为讳而《补音》不阙笔者14条，总共涉及“胤”、“敬”、“儆”等15个字。这15个字在宋刻宋元递修本《国语》和其他《国语》各本的阙笔情况表明：递修本、金李本等公序本《国语》和黄刊明道本《国语》较多地保留宋讳，张一鲲本以后除了少数的几个字如“桓”字等尚保留阙笔为讳的习惯外，其他的就完全改回本字。     

《国语·越语》“礼先壹饭”正诂

《国语·越语》记夫差以“礼先壹饭”卑辞求和。对“壹饭”一词,自韦昭以下,均解作年长。本文征之群籍,考其源流,揆诸情理,论证“壹饭”不当解为年长,而指小小恩惠。     

Rosch原型理论与口译者的搜词策略

从Rosch原型理论的角度,可以探讨口译者由于想不起精确对应词而采用原型词以求得译文与源语之间宽泛对应这一策略:口译者通过调动处于原型词与精确对应词之间过渡状态的词——“次原型”词,以实现在原型词脱口而出之际的即刻“自我更正”,从而提高译文质量。     

《国语·越语》“礼先壹饭”正诂

《国语·越语》记夫差以“礼先壹饭”卑辞求和。对“壹饭”一词，自韦昭以下，均解作年长。本文征之群籍，考其源流，揆诸情理，论证“壹饭”不当解为年长，而指小小恩惠。     

词的组合与聚合初探

建筑师运用砖石、水泥、钢材及各种新型材料,设计出高楼大厦,作家运用词汇这一语言材料,写出美语妙句。例如牛希济的《生查子》:“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这诗句下语平易,用意精深。既有美感,又有形象,还有唤起对过去爱情生活无限遐思的“魅力”,“左右读者的心灵”。(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语言艺术上的创造,都离不开锤字炼句,而锤字炼句就离不开词的组合与聚合。词的组合与聚合总是要落实到词的运用上。在词的运用过程中始终要联系到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运用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