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视域下县级融媒体的服务加冕与行动框架

[提要]县级融媒体是打通媒体融合“最后一公里”的枢纽平台,是打破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性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引擎。县级融媒体在坚守媒体属性边界上拓展服务功能,实现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功能平衡。本文依据“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探析了基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内涵、平台定位及其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的底色是“媒体”,既是参与主体,也是互动平台,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充分释放其媒体效能,实现“媒体平台+”政务、商务、服务三足鼎立的平台型融媒架构,通过技术的培养、组织的保障、环境的支撑,建构政府、媒体、社会、市场多元要素聚合联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互构与主导: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县级融媒体参与机制及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县级融媒体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也是主体。县级媒体在乡村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历经宣传者到文化输入者再到生产者的演变，与这三种角色相应，县级媒体先后建立了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县级融媒体主动作为，调动一切力量参与其中，久久为功。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的建构还面临自身运行机制转型和乡村文化发展两方面的困境，可从乡村居民为主体的特色内容生产、活动为主线的常态化民风引导、新媒体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促进等方面探索实践路径。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县级融媒体作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助推器,不仅是乡村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的主要阵地,亦是乡村生态与文化建设的关键抓手。然而,县级融媒体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出现机构合而不融、内容同质呈现以及受众参与缺位等诸多问题,影响了自身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若想实现县级融媒体的效果最大化,唯有从管理体制、传播理念、媒介定位三个方面入手,打破认知与行动壁垒,以路径创新的方式实现县级融媒体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县级融媒体助推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以数字赋能和舆论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媒体平台建设对西藏地区发展的影响研究

民族地区的融媒体平台建设不仅是提升信息传播效能的手段,还应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舆论引导方面,西藏融媒体平台能够丰富政治传播的主客体形式,在网络传播空间中树立起意识形态的风向标;数字赋能方面,能够以数字民生资讯服务稳抓经济发展落脚点,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体艺术,还能打造更加多元、更具现场感的传播场景,对民族地区文化进行“复调式”的符号建构,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民族地区通过数字赋能建立起内容、技术、资本的有机循环,能够增强舆论引导的实效性,从而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传播及文化展演形成互通机制,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依据与角色定位

县级融媒体为何能参与乡村治理以及以什么身份参与乡村治理，这是研究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最为基础的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依据是：两者在战略背景、行动场域、价值指向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和互嵌性。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是：舆论引导的媒体、意见交流的平台、数字乡村的智库、组织动员的主体。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和联结其他要素的必要环节。     

数字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数字技术嵌合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各领域，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数字中国”“数字乡村”的时空场域下，必须要充分利用数据媒体的应用场景，聚焦互联互通、立体交互、资源共享、应用体验等方面，通过打造数字媒体平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媒体人才队伍、构建涉农服务体系等措施，助力农村产业发展、文化振兴、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专业化·互联化·平台化：5G时代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路径

推动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是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5G技术的应用为推动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以增强型移动宽带、低功耗大连接、高可靠低时延等为特征的5G技术对媒体融合会产生革命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流程重塑、呈现方式升维、用户需求预知、媒介场域扩张四个方面。在5G时代,专业化、互联化和平台化将成为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真正实现此“三化”发展,县级融媒体建设应该解决好思维转型、破圈融合和平台治理三个关键问题,即要避免智能技术与专业理念的脱钩,打破连接至上与技术壁垒的迷关以及规制权利博弈与隐私使用的问题。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乡村振兴新闻报道框架研究——以喀什地区五县“零距离”公众号为例

本文以新疆喀什地区五个县级融媒体“零距离”公众号的乡村振兴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新闻报道框架进行提炼和研究后发现,“零距离”公众号乡村振兴报道有以下特点：把握党媒定位,内容紧贴中央,积极弘扬主旋律;生态振兴议题多、文化议题少;原创内容多;报道体裁失衡;互动反馈不足;话语框架单一等。针对性地提出丰富报道体裁,通过可视化加强文化振兴报道,注重对具体人、事与群体的典型报道等提升措施。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策略初探——以“潼南经验”为考察中心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与基层联系最为紧密的主流媒体,是我国媒体融合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潼南融媒体中心是重庆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典型代表,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企业经营制度、人员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实施了有较强针对性的管理模式,使融媒体中心内部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潼南融媒体中心积极优化多元媒体矩阵,赋能新业态,更好地链接群众、服务群众。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中和我国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潼南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创新、融合发展,在机构、内容、渠道、管理、平台等多个方面积累了诸多可贵的"潼南经验",对我国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全媒体时代深度贫困地区县级媒体融合路径选择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县级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时下媒体领域关注的重点和热点,但是西部地区特别是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县级的新兴媒体发展 还处于探索状态,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从融合深度不够、资金人才短缺、运行模式和平台建设技术有待优化等方面 对欠发达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欠发达地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的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创新路径——基于西部12个省市区的考察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文化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县级融媒体作为触达“最后一公里”的媒介平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赋能主体。西部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已从文化、技术、社会三个维度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但仍存在价值赋能深度较浅、融入意识不足、实践路向不明等问题,亟须聚焦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主线,打造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赋能闭环”,进而建立既富有民族意蕴又兼具高质量赋能新时期民族地区宣传工作的县级融媒体旗舰队。     

构建行动者网络: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再思考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作为国家治理“托底工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兼具政治和传媒的双重属性。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从“ 行动者”“转译”“网络”要素探讨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强与用好的路径选择,可以发现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个由行动者组构和利益联盟形成、发展及更新的过程,而构建起行动者网络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通政治传播体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指标。     

现状与改进：县级融媒体与公众话语的互动——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视角

县级融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文章结合互动仪式链理论,综合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法,重点探讨我国县级融媒体与公众话语互动的现状和改进路径。文章认为,县级融媒体与公众的话语互动尚存虚拟共在、焦点关注和情感共享等方面的不足,可从创设情境、改进内容与服务等方面入手,以增强双方的身体共在、共同关注焦点和情感能量为目标,提升县级融媒体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效能。     

乡村旅游发展实践逻辑与产业发展路径反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被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忽略了发展过程中实际主体互动,造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研究发现,乡村社会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权利空间,因受政府力量及资本力量的介入被重塑,造成旅游空间与乡村社会权利空间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导致农民的基础生产生活空间使用权、旅游经济分配权及公共资源享有权被资本主体吸纳,造成农民权利空间的挤压。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实践,关键是要“目中有人”,保护农民的权利空间,应基于“平等”和“共享”的权利保障原则,探索出既能推动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农民乡村权利的协调包容发展路径,从而促使产业发展有效契合乡村振兴目标。     

国外高校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类型、行动框架及其特征——基于英、美、日、瑞、德五国的研究

高校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从本质上看,高校促进乡村振兴是一种大学与乡村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本文以共生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选取英、美、日、瑞、德国家五所高校作为促进乡村建设发展的典型代表,根据各高校参与乡村建设目标和内容的不同,将他们类型化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以及“组织振兴”五种取向的实践模式,并通过行动框架来呈现不同高校参与乡村建设的措施和路径。进而,归纳出国外高校促进乡村振兴的特征：共生单元的地位平等、优势互补与利益耦合;共生模式的一体化共生与对称性互惠共生;共生环境的产业载体、政策引领与文化助力。     

基于“两山”理论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应积极践行“两山”理论：贯彻“两山”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生态宜 居家园;探索“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兴旺和移风易俗;构建“两山”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实现乡村生活富裕。     

“三域”并进与“链式”推进：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行动

[提要]民族地区囿于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区位发展等原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是重点更是难点,为此职业教育需要与多方主体协同服务乡村振兴。从产业融合、场域融合、主体融合三个向度出发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模式,能够很好观照当前职业院校的实践行动。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下列问题：一是产业链条规划不清晰,县-镇-村产业耦合力度不足;二是职业院校大都以独立服务为主,教育资源缺乏集聚性;三是乡村振兴主体间利益链脆弱,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后续发展中,应鼓励职业院校参与产业规划,打造民族片区产业集群;加强职业院校间的多边联动,建立职教乡村振兴联盟;创建利益共同体,营造乡村振兴主体间的联动生态。     

理论观照与实践反思:乡村振兴道路背景下产业融合探究

为从全球性现代化的视野观察中国现代化道路,通过在湖北西部（鄂西南、鄂西北）、渝东南、贵州（六盘水、遵义、黔东北等）等地烟草行业综合体建设进行调查,对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产业融合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从“战略”提升为“道路”,表明中国式“两条腿走路”的三农现代化道路认知正式成形,乡村振兴道路在本质上讲是“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是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走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政府是“主导”、乡村是“主场”、就地现代化是“主道”、产业融合发展是“主业”、内生发展是“主流”、三农工作队伍是“主体”、城乡等值发展是“主向”,再从土地流转关系、政策法规、主导产业培育、共享经济平台建设等方面,培育和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产业融合工程。     

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村文旅产业作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类型,也是产业振兴的重要环节,其发展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乡村产业兴旺发展、乡村居民增收、生态宜居乡村环境建设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聚焦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演化博弈模型了解利益相关者行为互动,并探索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政策的实现路径。通过分析发现,文旅融合可以作用于经济增长、乡村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在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需要适时地调整奖惩机制,在融合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以实现参与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新的乡村产业发展优势和增长点,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