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中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

资本下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既有优化效应又有冲击效应;农户生计受资本规模、资本嵌入性、地域特征、政策环境、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有赖于通过增强资本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实现资本规模结构优化与良性互动、增强利益联结模式与地域条件匹配度、优化政策环境、明晰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来实现结构与制度转变。     

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策略与后果实证研究

利用陕西省安康市实地调研数据,对小流域治理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统计描述,并分析了影响生计资本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总体生计资本较低,但是在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较之于治理前均有所增长;打工行为、非农经营与参与治理决策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同时,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指数Dincome较高.根据小流域治理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园地制宣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等.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生计禀赋、农户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新疆和田295个农户调查数据

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框架和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了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构成不均衡,人力资本测评得分最高,为1.3355,其次为金融资本为0.7638,社会资本为0.7531,物质资本为0.7263,自然资本最低,为0.4238。（2）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中,有59.04%的农户参与度相对较高,40.96%的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且研究区内绿色生活参与度得分最高,为0.6062,其次是绿色理念,为0.5847,绿色生产得分最低,为0.0257。（3）在农户生计资本与乡村绿色发展关联性测评中,人力资本对乡村绿色发展影响关联性较高,其次依次为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影响最弱。据此,从农户生计资本、绿色低碳农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绿色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有序Logit模型,利用2016年湖北新洲区和襄州区225个农地转出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前,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已经存在,土地流转使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位序差异发生改变,其他资本的位序差异保持不变;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低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上流动,而高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下流动;带动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的因素包括打工型生计策略、兼业型生计策略及位于省会近郊的有利位置;非劳动型和务农型农地转出户受到土地流转初期的生计资本禀赋约束,无法选择更有利于生计总资本流动的生计策略。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创造非农就业环境、培育新型主体等加强农户生计资本促进生计转型的建议。     

旅游型海岛居民可持续生计与迁居意愿研究——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为探究旅游型海岛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与迁居意愿,文章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岛民进行调查,以获取岛民家庭的基本情况、岛民各项生计资本状况、岛民主要生计方式和岛民迁居意愿数据,借鉴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建立以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为影响因子的岛民生计资本的指标体系,对长海县岛民可持续生计特征与迁居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长山岛生计资本总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度均为最大值,其中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比及存量均为最大值;小长山岛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占比及自然资本存量均为最大值;广鹿岛物质资本存量最大。稳定收入型是中心社区主要生计策略;兼营生计型与传统生计型是传统渔村和旅游村的主要生计策略。务工主导型和传统生计型岛民生计脆弱性高,兼营生计型和商业经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稳定收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低。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得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迁居意愿影响显著,进一步探索出影响岛民迁居意愿的生计资本指标。     

广东农户生计模式及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的调查

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富、中三类农户收入差距,首先来源于其所拥有或支配的生计资本,富裕户拥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数量远多于贫困户,且三类农户之间生计资本重要性的顺序不同,对贫困户而言社会资本最为重要。自给性农业及外出打工是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中共同的组成部分;其次来源于种植果树与林木的数量及商业化经营活动,富裕户多从事规模化种植或小型加工等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户生计活动陷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黄龙病威胁柑橘主导产业发展等困境,生计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保持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既需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也需要寻找、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模式。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

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经济作物面积和牲畜数量的增加与农业专业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经济作物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会相应提高3.472;获得信贷的情况和家庭是否有干部与非农单一化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正相关,农户获得信贷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和以农业为主的发生比扩大1.615倍.由于不同区域生计策略存在差异,农户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打工和经商作为生计多样化的主要手段,而资金和技术缺乏成为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制约因素.     

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疆四地州为例

基于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南疆四地州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并采用分层模型分析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较差,主要是由生计资本存量短缺、生计策略效益低下、生计环境质量较差所致,且面临多种生计阻碍,以多重资本阻碍型和多重资本—策略阻碍型为主;自然灾害的增加会减弱农业收入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以及增强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最近城镇距离的增加会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收入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以及减弱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优化生计资本结构、加快生计策略转型、改善生计环境等对策,以提高脱贫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和生计可持续性。     

被征地农户的生计转型：“土地换货币”可行吗？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江西九江和湖北襄阳被征地农户访谈数据,对被征地农户补偿款使用决策行为进行定量研究,深入剖析被征地农户的补偿款使用影响因素与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征地补偿款用途显著受到家庭生计资本以及补偿款数额的影响;被征地农户对补偿款既不会任意挥霍也不会全部留作养老,而是根据生计资本状况、补偿款数额和资金需求做出理性安排;“土地换货币”的效果依赖于补偿款的用途和数额的相互配合。在坚持“土地换货币”的前提下,建议促进征地后土地的自愿流转、引入“整村推进”的征地模式、提高货币补偿比例、引导被征地农户将补偿款用于生产性用途。     

旅游精准扶贫绩效影响因子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

旅游精准扶贫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扶贫方式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可能会与扶贫目标产生一定的偏离。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花桥村从事旅游业农户与从事非旅游业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水平进行对比,并对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估,结果发现：（1）花桥村开展旅游精准扶贫以来,农户的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得到显著提高,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2）花桥村农户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该因素成为农户进一步提升可持续生计水平的瓶颈;（3）旅游精准扶贫在开展过程中伴随着“精英俘获”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针对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继续坚持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路线,保证贫困人口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话语权;（2）扶贫更要“扶智”,要加大对当地贫困人口职业培训和基础教育的投资;（3）丰富旅游扶贫的方式,建立旅游扶贫利益分享机制。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低碳化养殖行为研究——基于政策规制的调节作用

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养殖业是农业领域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推进低碳化养殖势在必行。研究表明,养殖户生计禀赋深刻影响其环境认知和生态意识,是其是否选择低碳养殖行为的根本因素;同时,国家促进养殖业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是赋能养殖户低碳化养殖的驱动力。本研究以“禀赋—认知—行为”的理论范式,构建农户禀赋、环境认知和养殖行为的关系模型,并探讨政策规制在养殖户低碳化养殖行为中的调节效应,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洞庭湖地区的岳阳、益阳、常德开展实地调研,以生猪养殖户为例,收集了386家养殖户的相关研究数据,利用SPSS分析、J-N技术等手段,对核心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养殖户的生计禀赋对其环境认知和养殖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2）环境认知在生计禀赋和养殖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3）政策规制不仅调节生计禀赋与养殖行为的关系,而且还调节环境认知对生计禀赋与养殖行为关系的中介效应。     

信息化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首先通过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信息熵法测算了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及五种生计资本综合评价得分,发现集中连片区特困区农户生计现状整体较差,生计脆弱性高。其次通过构建考虑农户生计资本内生性特征的结构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信息化能够显著推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化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有显著的负向贡献。最后,提出通过同步推进家庭和村级社区两个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升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可以成为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灌溉管理改革问题分析

从灌溉管理改革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详细分析了灌溉管理改革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灌溉管理改革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灌溉管理改革使得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丰富和拓展,但要进一步改善灌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养老保险对中国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CHARLS两期数据的PSM-DID方法

利用CHARLS的面板数据,选取PSM-DID模型,研究养老保险是否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对不同区域农户产生怎样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养老保险对不同类型农户所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领取养老保险会使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意愿下降,会增加农户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以及非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意愿;(2)养老保险对不同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类型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在领取养老保险后北方农户比南方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意愿下降更多,对于农业兼业以及非农业型的生计策略,南方农户选择意愿较多于北方农户;然而对于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而言,北方农户选择意愿较高于南方农户。研究结果经过半径匹配、近邻+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闲置宅基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福建省460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农户的闲置宅基地的处置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上,农户对闲置宅基地的处置存在多种意愿,但当前处置意愿仍然较低;从具体的生计资本指标影响分析看,宅基地宗数、户均劳动力水平和宅基地政策认知情况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的处置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出租意愿受到是否有城镇住房因素的影响,农户宅基地转让意愿受到家庭现有耕地面积的影响,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还受到宅基地建筑面积与留村的直系亲属数量、家庭年均收入的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则受到家庭现有耕地面积、是否担任村干部及家庭保障情况等因子的影响。据此提出：尊重农户多元意愿,采取差异性盘活政策;持续推进宅改政策宣传,促进农户转变私权意识;普及农村职业教育,完善农户社保机制。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