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吾尔古代书面“达斯坦”及其分类

维吾尔古代书面文学分叙事诗和抒情诗等两类.其中叙事诗的地位较高.叙事诗一般称为“达斯坦”.维吾尔古代书面文学作品中有70多篇达斯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达斯坦分十种类型.本文初步探讨维吾尔达斯坦的主要内容和分类等问题.     

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文章剖析了德治政治文化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结合之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将人视作“天地之心”,重视生命的价值,希望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其技术思想也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推动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天人观”“生命观”、传统技术思想及“圣王”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保留中国传统人文主义色彩的基础上对人文思想进行更新与强化,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具有传统人文主义特色的“中国方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已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基础性的历史观与科学方法。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比较细致地分析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一是从内源因素出发,全面总结中国文化自主发展路向,“通古今之变”的本土成长经验,确立正本清源、推陈出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逻辑;二是从外力因素出发,深刻反思近现代以来“中西之争”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全球化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创新逻辑。前者主因在于中国历史内源因素,后者主因在于全球化外力因素,由此建构了庚续至今、绵延不绝、推陈出新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在更高层次的历史观上,呈现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史意义。     

儒家“齐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当代道德建设——以传统家训为中心

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齐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家训是“齐家”思想的载体,有着丰厚的内涵,在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家训中“由家及国”的教化理念,“义为利先”的中心命题,“以德教子”的重要内容,“言传身教”“严慈相济”“因材施教”“预防教育”等方法体系,对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但古代家训中也有一些封建的烙印和糟粕,对传统家训加以现代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教化体系进行现代重构,对今天的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传统的复制——论《棋王》与传统文化

《棋王》体现出一种典型的中国古代道家化意蕴。它是一种对传统的复制。《棋王》的道家化生成语境和传统道家生成语境是相同的。《棋王》过度崇拜民族化造成了这种对传统的复制。弘扬民族化传统应该立足于对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与路径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动因、发展模式以及创新路径是促进新时代民主政治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必须坚守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基础,以推进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为制度保障.通过政治社会化培育公民的本位意识,是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必然要求.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重要经验,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对于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凝聚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与实践路径。厘清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心意蕴、维度和限度是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点与难点,是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治国理政的文化资源、人民中心的“两创”导向作切入点,应成为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维度。社会物质条件、历史差异性和价值有限性,构成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限制因素。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立足于维度和限度,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具有历史积淀深厚、内容博大精深、注重知行合一、价值导向鲜明等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根源,二者高度契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用马克思主义为其赋魂,分清传统思想理念中的精华和糟粕,适应时代要求,坚持经世致用,突出创新创造,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审视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传统人论的内涵,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之转变及其与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对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论的分析,就是走出人的论说的道德范围,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中分析对人的认识和诉求,并把握其发展趋势,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把握人学思想的历史演进和时代要求。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探析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人伦的特点,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转变和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这其中,周初人天关系论、儒家大同论、道家出世说、墨家兼爱互助思想在交互辉映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的追求,并为以人为本提供了民族文化资源。     

传统“礼”与当代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礼在建设当代和谐社会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可惜近代以来,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越来越被人们忽视,由于礼的缺失造成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现在需要我们对礼进行重新认识,需要我们创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礼仪规范.在这个创建过程当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有其地位,只要我们能够对传统礼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它体现时代性,就可以使之为当代和谐文化特别是礼仪文化的发展发挥作用.传统礼的当代意义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讨论.     

论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三重维度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语境中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命题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发展思路。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可围绕以下三重维度: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激活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基因,进而对之批判性继承和反思;二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注重对现实的关照,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三是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在吸收外来文化思想精髓和有益养分基础上进行创新。新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联系当今社会现实加以理解与阐释,对于当下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优秀历史名人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优化——以宜昌市打造屈原文化“一标三地”为中心

优秀历史名人文化经过历史的鉴别和沉淀,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近年来,宜昌从城市治理的高度推进屈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力图将屈原文化打造为宜昌永恒的文化地标,将宜昌打造为屈原文化的权威阐释地、标准制定地、活动聚集地(“一标三地”)。在这一过程中,宜昌形成了屈原文化内容生产、教育传承、产业融合、文创IP打造、传播宣传、城市涵养、项目示范这七条创造性转化路径。宜昌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受屈原文化的内在秉性、外在竞争性、转化机制的顺畅性、转化成品的可接受性因素的影响。宜昌还需要做优“屈原文化汇聚中心和传播策源地”,优化屈原文化转化路径要素和屈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从整体上把握好屈原文化与市场文明、城市治理和个人修身融合发展的方向。宜昌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不要苛责历史名人文化的时代局限性,而要不断优化夯实历史名人文化的转化路径,积极推动其与新时代相适应,就能建成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名人文化新生态。     

中华传统“勇德”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当代解读

中华传统“勇德”文化富含儒家之仁、义、中庸等元素,也含有道家之无为、慈爱、和平等主张,还具有兵家果敢、多谋等特征。到了近现代,“勇德”文化开始融入较多的政治元素。相较于西方,中国之“勇德”更凸显浓厚的道德修养色彩和家国情怀。但是,由于相关教育缺失、利己主义思潮抬头、青年精神生活匮乏等原因,“勇德”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正面临着挑战。所以,充分挖掘“勇德”文化的丰富资源、寻找其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不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更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中华文明新形态的一大创新点。     

中国古代领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古代领导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研究,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现代领导文化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哲学基础和价值基础,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服务.在对古代领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中,可以以古代领导文化与现代领导文化的共性与差异为契机进行研究.前者体现在廉洁从政的政绩观、恭宽信敏惠的处世观、尽人之智的用人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后者体现在传统人治型领导文化、传统伦理型领导文化和传统权变型领导文化向现代德法兼修型领导文化、公仆型领导文化和变革型领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创造性转化的 内在机理及实践反思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根本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刚需。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知行范畴、知行主体、知行关系以及认识过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主要是由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促使他思考传统知行观存在的弊端,近代知识分子对知行观的探讨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启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指引,自身学习和革命实践经历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基础。系统诠释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启示,即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注重以时代诉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以及重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