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法律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完善

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精神基础,“规范法律意识”是法治意识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准.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根本性困境是“规范法律意识”缺失,而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要从重视自主性建构、坚持实质性法治观、以学校教育为依托三个方面入手,在全社会形成规范法律意识.     

古代儒学与当今法治

现代法治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引进西方法治理念对于树立法治在中国的权威是必要的,但法治的完全西化却会使法治在中国因水土不服而名存实亡。儒学对国族文化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从儒学之“仁”、“礼”入手,寻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建立的意义所在,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古代儒学也因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精神内涵。     

传承弘扬三苏文化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苏东坡“活法”的实践创造说起

苏东坡的“活法”是文化软实力中的硬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北宋胡宿最早提出诗学“活法”说。苏东坡的诗文集中虽未发现“活法”二字,仅在其《东坡志林》卷八里有“法活”二字,但这无碍他将胡宿提出的“活法”说扩充拓展应用到极致。“活法”说的提出,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对“活法”说,应该放置到更广阔的空间、更大的传统文化格局下重新审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如何因“活”而“活”,是人类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命题。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和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文化文明,要注意大众与小众、专业与现实、话语表达等关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试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入宪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能为所有程序制度的具体实施提供指导，能匡约公权力的扩张性。能保障公民权利有效实现，它体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是实行宪政的客观需要，世界多数国家通过不同形式将其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入宪问题，能为具体程序法治场域突出宪法的权威，其入宪才能使具体的程序法治更有效地实施，以保底性规范来避免法律的真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入宪在我国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已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法、活法与自然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分析

理性主义奠定了以立法为圆心的法典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 ,其思想资源是自古希腊开端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的自然法思想传统 ,它促成了近代法治基本结构和观念的形成 ,法治的普世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由此而生 ;而历史法学、社会法学直到后现代法学则在质疑法典中心主义法治观基础上 ,进一步将实在法分裂为法与“活法” ,在降低立法重要性的同时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法治进路。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在变迁中的法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论以人为本的宪法文化之构建

立以足于以人为本的法学新理念,创建以人为本的宪法文化对于宪法的真正实施和宪政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人为本是法的本元价值、宪法规范的核心体现、宪法生命的根本需要、现代法治的根本保障,因而是宪法文化的价值核心与精神内涵。宣传教育、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宪法本身的发展是建构宪法文化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法治文化在概念位阶、产生历史和价值取向上与法律文化有区别,在概念内涵、研究重点、价值取向和存在形态上与文化法制也不同。法治文化包括精神、制度和行为方式三个层面,具有国家意志性、意识形态性、人民民主性和制度构建性等特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混合法系"等四个比较向度。其要义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导引、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应当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六大基本问题:一是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性、内容法律性、背景文化性、过程长期性和受众实用性;二是进一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坚决清除和改造公民中存在的非法治文化;三是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强化其公仆、法治、服务和责任等意识,牢固树立其执政、民本、人权、法治、民主等观念;四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电影产业促进法、图书馆法、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等文化立法,健全促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以及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五是切实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六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和谐社会建设中法治文化基本问题研究

运用比较分析、语义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以正义为视角,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法治文化的基本问题.结果表明:法治文化不同于法律文化,它是以正义为价值取向、规范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理性法律文化状态;它有利于公民遵守法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文化的构成体系是以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为核心形成的有机文化联系整体.以上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法治文化的建设指明路径.     

法治建设中法律文化培植之提醒

文章指出 ,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秩序既是一种文化现象 ,又是法律文化建设的目标归结点。所以 ,在法治建设中 ,陈旧的法律文化观念对现今法律文化的建设和培植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需有必要的警醒。     

论《物权法》的基本价值

在我国《物权法》立法过程中首先确定的是《物权法》的基本价值，《物权法》的基本价值体现了立法者在制定《物权法》过程中所奉行的基本理念与精神，它明确了我国《物权法》应实现的目标。《物权法》作为一种专门用于解决因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法律制度，应具有除秩序、正义、效益之外自身独特的价值。本文对物权法这些独有价值加以探讨，如：明确财产权的归属，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提高物的利用效率，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推动社会进步；鼓励人们合法获取财富，维护人格尊严等，进而说明《物权法》对于法治的基石作用。     

行政权概念冲突与重新认识和确定

行政权是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对行政权的控制成为行政法治的关键,然而,由于传统行政权理论的单方性、强制性、执行性的局限,行政权概念内涵与现实行政实践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有时用传统行政权理论解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权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分析矛盾表现,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中国行政权的认识,力求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把握,并确立符合现代行政实际特点的行政权概念。     

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

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加强法治建设的今天，历史上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作为文化资源（或思想资源、思想资料）应该加以研究，对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应该研究。本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这个话题，做了几点重新思考：第一，法家确认法治优于人治，是很了不起的；第二，整治新权贵阶层自身，是法家法治的重要方面；第三，关于法家的人性好利论；第四，无视个体生命价值，是法家法治的致命问题。     

藏汉民族对土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在先秦政治思想家中 ,韩非以批判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主张“法治”而著称于世。笔者认为 :利益观是韩非思想的逻辑起点 ,也是其政治体系的价值准则 ;利、威、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机制 ;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论少数民族地区行政文化建设与公共行政改革

文章指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消极成分阻碍着现代公共行政改革 ,必须对其进行从封闭保守型到进取开放型、从集权专制型到民主参与型、从人治伦理型到法治法理型的变革与创新 ,才能顺利推进地方政府的行政变革。     

论军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制权威教育”

分析了加强法制教育、进一步培养生长干部学员法制权威意识的必要性,指出了目前军队院校"法制权威教育"中存在重视程度不够、教育模式较落后、缺少专业军事法律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军队院校"法制权威教育"应从统一思想认识、普及法律意识和规范教育体系等三个层面做好工作等具体措施。     

对地方立法中确立终局鉴定的思考

本文对当前地方立法机关在鉴定立法过程中规定司法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终局鉴定 ,部分地方规定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具有不同证明力的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类作法 :首先 ,违背认识论 ;其次 ,违反有关法律 ;其三 ,违背司法实际 ;其四 ,司法鉴定委员会的性质不宜作出终局鉴定。最后 ,作者指出应以强化鉴定人出庭对鉴定结论的质证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出路。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对反腐倡廉法治化的探讨

腐败总是权力的腐败 ,反腐倡廉法治化从根本上讲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法治化。本文认为 ,在我国应加强廉政立法 ,实现以法治权 ,确立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化 ,以权利制约权力 ,进行体制改革 ,以体制控制权力 ,严肃廉政执法司法 ,从法律责任上约束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