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 ,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是日本文学的“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 ,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 ,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良妻贤母”到“贤妻良母”——近代日中女子教育的初步比较

中国的“贤妻良母”在日本被称之为“良妻贤母”。中日两国同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不在少数。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但起源于日本,而且与日本的“良妻贤母”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有截然相反的命运和结局。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教育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的地位，是“皇国南方锁钥”，作为“南进基地”，日本不但要把台湾经营成为日军的战略物资供应所，而且还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本土化”，使台湾人民“皇民化”的目标。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的“皇民化”教育，对战后台湾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给台湾人民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皇民化”教育的历史背景所谓“皇民化”教育，是指日本于二战期间在台湾所实施的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隔绝台湾与中国文化联系的教育计划。这套计划滥筋于九一八事变前后，并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     

“韩流”与“汉风”的和谐交流

韩流在中国的热与冷,无不与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韩流文化要冲出亚洲,担当作为世界强势文化的角色,客观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韩流若要发展壮大、持久永续,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应着力打造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应借助和联合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力量。中韩之间应通过倡导良好的交流语境、进行良好的互访体验、创造良好的合作机会,建立和谐的文化交流关系,“韩流”与“汉风”携手打造强势的东方文化,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战时体制下日本东亚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工作”

东亚振兴会是战时体制下在日本本土从事“对华文化工作”的主要团体之一,作为外围机构接受兴亚院的指导与补助。围绕东亚振兴会的缘起、对华文化工作及战争末期与大政翼赞会的关系等展开探讨,可以揭示东亚振兴会在战时体制下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化劝诱”,揭露其配合日本武力殖民侵略的本质特征。东亚振兴会的战时对华文化工作,具有投机性、深入化等特点。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中日伦理价值取向比较──以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为中心

中日伦理价值取向比较──以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为中心刘金才北京大学一般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影响最深的国度。或许是这种缘故，有些西方人把日本称作“儒教之国”，甚至有“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①的说法。我国在最近十...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文本解读

本文交织着三条叙述线索：一，横的比较。通过“愚公移公”和《圣经》、“吴刚伐桂”和“西西弗斯”及其现代诠释的比较，力图阐明中国生命文化作为人类生命文化的共同价值蕴含和作为民族生命文化的特有价值蕴含。二，纵的比较。在中国传统生命文化演变历程中，“愚公移山”和“吴刚伐桂”作为两则自我批判的神话和仙话先后两次宣告了人的觉醒：人从对于神和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现代生命文化又在一个更新或更高的层面上重复着同样的历程。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及其现代诠释，体现了中国生命文化精神源流的底蕴     

主体性的“内部”与“外部”评张旭东的文化理论

今天的中国文化理论最需要的,是在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建构中来探讨文化认同问题,在肯定性、实质性的文化思维中来落实文化主体性。张旭东的文化理论最基本的困境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维的“外部”立场,与其“文化政治”的探究主题所要求的文化思维的肯定性、实质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张旭东案例的探讨可以看出,今天中国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的最迫切要求,首先是重返现实的文化意志和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内部”,在思维自身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意志”和理论自身作为一种“实践”的层面上,重建生活世界的价值实质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并将“内部”和“外部”同时把握为“同一的主一客体”的文化思维辩证法,以包含内在的文化决断、文化认同的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本身的“完成”,来实现对于“外部”性的肯定性超越。     

“满铁”特快“亚细亚”号考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满铁”,作为殖民侵略东北的急先锋。“满铁”通过蚕食鲸吞的方式最终完全控制了东北的铁路体系,这为“亚细亚”号的研制和运行创造了条件。从1933年开始,“满铁”开始制定政策和预算,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欧美学习相关造车技术,同时引进部分设施,最终于1934年11月1日首次运行“亚细亚”号。“亚细亚”号是日本对外宣传和美化侵略的招牌,也是助推日本对华殖民统治的有力工具,更是广大东北民众可望而不可即的街景。“亚细亚”号的运行加深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奴役,加重了东北人民的负担,主要扮演了一种助纣为虐的不光彩角色。     

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

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格局下，中国日益重视“软实力”的增强，注重挖掘文化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潜力。近几年来，中国根据自身的整体外交战略，依托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不断创新的先进文化理念，以“中国文化年”：作为一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外化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意义，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增强国际共识。“中国文化年”活动的开展，推动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新战略、新格局、新机制的形成，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重塑与良好外部环境的营造。     

从《每月抄》的“有心”理论看日本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

作为和歌理想和审美情趣的“有心”论,其实质是以超凡入圣的佛教禅理意识去规范“发乎恋情”的传统歌学本体。然而,“有心”理论的超脱性,又造成了其中观念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这种现象,体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多元交错与异质同体的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出日本文化个性,形成了与中西文化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质。     

关于 “道”、 “仁” 两个观念渊源的考察

关于“道”、“仁”两个观念渊源的考察杨翰卿先秦时期，老子和孔子分别建立了以“道”和“仁”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这两种文化观念，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是两位文化巨擘的创造和对中华民族与人类的伟大贡献...     

“日出处”与“日没处”析疑

在日本第二次造隋使呈递的国书中,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耶”①为其首句,因此引起了中日关系史上一个轩然大波,日方称之为“国书事件”。围绕这个问题众说纷坛,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这样的写法带有藐视中国的意思,因而激怒了炀帝;另一种认为这样的称呼是企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来同先进的大国——中国说话,因而引起天朝大国皇帝隋炀帝的不快,多数人同意后者。关于第一种说法笔者也认为毫无道理。当时的日本与大隋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相差悬殊,正因为如此日本才派遣隋使向中国学习,移植和输入中国…     

追寻“物哀”——对日本文学传统理念的解读

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学理念，“物哀”是日本民族一个极其重要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意识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民族环境和深厚的人文背景。本文通过对物哀概念的解析，物哀审美意识形成原因的探讨，物哀与中国文化渊源的追寻以及对崇尚物哀的日本文学的回溯，从文化角度上对物哀的文化内涵进行一次解读。     

“九一八”事变中的满铁

国内以往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多注重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在侵华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满铁在侵华中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满铁作为拥有雄厚实力的殖民地“国策会社”,积极为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献计献策,参与阴谋策划,协助关东军进行军用地志及水源调查,组织右翼团体大力制造和宣传侵略舆论,甚至积极为军部做日本政要人员的疏通工作,为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鸣锣开道。满铁这支不着军装的“军团”,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不仅以它雄厚的人财物力和齐备的交通设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许多方面时常能起到关东军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兼析“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论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确实引人瞩目;对于它如此高速发展的原因的探讨也甚为热门,其中有一种观点称作为“儒学资本主义模式”论。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